3．戊戌变法法令的公布有利于 A．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 B．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 C．维护慈禧太后本人统治大权 D．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青夏教育精英家教网—

　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这种想法最初产生于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在身获重咎离开广东以前，曾奏议“以(粤海)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同时有皖人郑复光著《火轮船图说》，表达了民间爱国之士的认识。但前者受到道光皇帝“一片胡言”的拒斥，后者也罕得知音，不能形成声响。

　真正由议论施为实务的，是1861年设于安庆的内军械所。它寄托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的意愿。而后，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其经费从海关收入提取，因此能成为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后年，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这四个是主要的新式军事企业。此外，各省先后办过20个机器局(其中湖南机器局后来停办，因此实际存在过的是19个)，这种机器局都是兵工厂。如此阵容，很能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一批人认识到练兵则不但关乎技击之术，而且须凭仗利器。这个过程不仅搬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这一类企业，由国库支付开销，以调拨分配产品；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因此，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当然，在商品经济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它又不可能一点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例如顽固派攻击洋务军工“糜费太多”，就是用价值观念估算而得出的结论。不过这里的影响是一种折射。从生产关系来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

　但是，这些企业所引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时人状写上海机器局景象说：

　“基广二百余亩，周以缭垣，中建广厦，设立厂房，置机两座，左右夹室，咸置小轮，巨机上架横梁，下置轮盘，绕以皮条，联于通力轮轴，轴置铁条，各缀铁球，以通蒸釜。大轮旋转，拽动皮条，力布四方，小轮俱转，凡锯木、截铁、磨凿之类，无不赖焉”。“又有熟铁厂、熔铸厂、重大机器厂、炮位船机厂。正东开治平坦，广七十余丈，直出浦江，植木为柱，高九丈，以便起重。又开船坞，广十余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亦设蒸釜，运机则坞水任意放纳。”

　于直观的叙述中颇能描绘出蒸汽机生产的恢宏场面。这是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所容纳不了的东西，它的引入和积累虽出于实利的预想，但其内在的要求却会唤来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

　与此同时，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这些人的存在依连于大机器生产，他们操作机器，而机器生产的特性又会养成他们不同于传统手工生产的利益和观念。在此以前，西方人设置的船坞货栈之类，也曾募雇中国人工作于其中，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时候的雇佣工人并未成为社会群体。只有在洋务企业出现之后，才有数量意义上的整整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究其原始，军事企业正是催生者。这两个方面是洋务军事企业的时代意义所在。

　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在它达到高潮的同一个时间里，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出使外国的人们通过实地观察，目睹了西人工商业的蒸蒸日上，初知由富致强，坚船利炮本非孤立之物。另一方面，西人入内地。折冲周旋之际，商务之事目远多于军事事目，刺激既多，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一说。比之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洋务派的认识无疑已更深入了一层。以民用工业求富，其荦荦大者为：1872年设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设于滦州的开平矿务局；1887年设立的漠河金矿；1880年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后扩展为天津-山海关铁路)；1882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毁于火，重建后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1889年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此外，还有火柴业、电报局等等。到甲午战争之前，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个以上。除了近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近代企业大体上或多或少都已具备。这些企业，多有拒洋动机，少数还能办出成绩。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问题在于如何估价它的垄断性及其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开。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终究是一种畸形物。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以及腐朽的官场习气，由此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矛盾。它所带来的垄断性抑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又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萌生和发展的困难。两者的矛盾是时代的矛盾。

(选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奕?

　清末洋务派首领。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1851年(咸丰元年)到恭亲王。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被任为全权大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受命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死后，在外国侵略者支持下，与慈禧太后同谋发动祺祥政变，任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总揽朝政，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活动的首服。1865年(同治四年)因受慈禧太后猜忌，被罢议政王及一切职务，旋复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职，势力从此削弱。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又被慈禧太后解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复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巨、督办军务，主持政局。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辞自《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晚清中国创办的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19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军事企业的资金，与外国企业“分利”，清政府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经营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同治十一年)夏李鸿章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拟章集股，11月成立于上海。规定官方掌握企业大权，“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主要资本来自商股，也有部分官款。第一期资本100万两至1881年(光绪七年)集齐。局设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职。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国外的神户、横滨、新加坡等地设分局。成立时仅有3只轮船，后规模渐大。1877年购美旗昌公司18艘船只，轮船总数达30艘。除转运漕粮外，还延揽各种客货运输业务。初建时，朱其昂任总办。1873年李鸿章委派买办出身的唐廷枢接任，改组全局，重订《局规》及《章程》。中法战争期间暂时售于旗昌洋行，以避战祸。1885年收回后改成官督商办，盛宣怀任督办。因受外商倾轧，日本、新加坡、旧金山等海外航线先后停顿。在官方控制和官场腐败习气影响下，内部管理不善，官商矛盾尖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期间，援照中法战争时寄售旧例，将船售于外商，事后收回。1909年归邮传部管辖，改成商办。辛亥革命后，因受外轮排斥，地方不靖，亏损严重。1927年(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派员整顿，设招商局监督办公处，隶属交通部。后收归国营。抗战期间疏散到香港、南京、武汉等地。1943年设总局于重庆。抗战后复原，规模有较大发展。

(选自瞿林东主编：《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

小议洋务运动目的的侧重性

重庆市江津第二中学　甘波

　先看下面一道选择题：洋务派从购买花炮到仿而制造，其目的的侧重点是：

　A、镇压国内人民革命

　B、抵御外侮

　C、扩充洋务派自身的实力

　D、发展近代资本主义

　要弄清洋务运动的目的，我们应从洋务派实行的具体措施上分析。曾国藩说；“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那么在“剿发捻”’和“御外侮”二者之间，究竟谁轻谁重呢？我以为洋务运动其目的的侧重点是抵御外侮，其理由如下：

　一是从军事工业和筹办海防的时间上判断。洋务派所办企业，除1861年的安庆军械所外，其余的1865年扩建的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是在攻克天京、太平天国政局已定之后兴建的。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的建立，也是在捻军失败以后的事情，如果是“靖内乱”，那么在平定“发捻”以后，再制造枪炮显然没有多大的必要。

　洋务运动的内容除军事工业以外，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筹划海防，到80年代中期，海防建设初具规模，而海船对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则作用不大。因为用轮船攻剿太平军，声势虽然壮大，但地势多不相宜，太平军的强大在陆地而非水路，因而筹划海防更多的是“自强御夷”，李鸿章曾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若不及早自强……可危实甚。”因而我们认为洋务运动目的的侧重点是御外侮。

　二是从实际效果来分析。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是明显存在的。因为军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既有对内进行阶级专政的职能，又有保护社会共同利益和防止外部侵犯的职能。所以，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是绝对的坏事，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军事工业，也就不会有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才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海战等近代作战的历史画面。特别是筹办的近代海防，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洋务运动目的的侧重点是抵御外侮，并在以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其相关的在军事和外交上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

摘自：《中学历史教学》2000.5

洋务运动与近代企业的兴起

　最早在上海出现的近代企业，为外国殖民者所经营。中国人自己在上海经营的近代企业，始于60年代中期，工业方面以江南制造局为发轫。运输业以轮船招商局为开端。

　与整个中国近代企业一样，上海近代企业最初并不是由资本家而是由清政府经营的；最初创办的机器工业不是用于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的商品生产，而是用于军事消耗性的军火生产；发展的顺序不是如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轻工业而重工业，而是政府经营的军事工业在先，政府经营的运输业、重工业、轻工业在后，以轻工业为主体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则在最后。清政府在上海的近代企业，与整个中国一样，最初是由洋务官僚出面创办、经营的。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标志着上海，也标志着全国洋务运动的实际开始。

　19世纪60年代起，曾国藩、李鸿章为强固封建政权的目的，主张“广购机器”、“精求洋匠”，进行设立军火工厂的前期准备。李鸿章并嘱咐丁日昌在上海就近议购机器，以便“即资应用”。1865年，丁日昌访得当时上海虹口有美商设立的旗记机器铁厂愿意出让，该厂“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经李鸿章的同意，遂以6万两白银购买该厂及所储存的铜、铁、木料等。同时，李鸿章还将丁日昌、韩殿甲原先办的两个洋炮局并入，加上这一年曾国藩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从美国运回的100余台机器全部并入，设备有较大的扩充；1867年厂址也由原虹口迁入县城南的高昌庙新厂，称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

　1865年至1891年，江南制造总局已从原来的1个中型铁厂发展成拥有13个制造厂和1个工程处的大型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全局占地达四百余亩，职工人数达3592人，拥有房屋2579间。江南制造总局拥有的机器设备相当齐全，计有大小车床、刨床、钻床等工作母机622台，全局还拥有大小动力蒸气机361台，总马力达4521匹，大小锅炉31座，总马力达6136匹。这些新式机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19世纪时，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主要军火是各种枪支、铜引、各种火炮、炮弹和水雷等，还先后建造出“惠吉”、“操江”等兵轮八艘以及其它小型船只七艘，同时还修理了一批政府的海军舰只。除了制造军火和船只外，江南制造总局还制造了一部分机器，自炼了部分钢铁、制造了部分火药，希图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江南制造总局在生产上较令人瞩目的成绩是还曾制造出包括车床、刨床、钻床、锯床等工作母机共249台，起重机84台，抽水机77台，锅炉机32台，锅炉15座等。90年代以后，江南制造总局还首创我国自办的炼钢厂，1897年钢的年产量曾达到2059吨，其质量据说可“与外洋造炮之钢相埒，洵称精良适用”。其后，其所炼之钢还以一小部分供应上海市场，收到过“商厂购办，纷至沓来”，“沪上商厂，同声称便”的效果。

　洋务派官员在上海创办的另一家近代企业是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织布局的筹备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70年代，由于筹措款项困难等原因，筹建工作曾多次停顿，直至1890年才正式开车生产。上海机器织布局厂址选在杨树浦临黄浦江边，占地300多亩，其设备包括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以及配套的轧花机和动力机等全套机器。其厂房高三层楼，长约160公尺，宽约30公尺。正式试车开工时，先是锅炉点火，高耸的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随着以蒸气为推动力的轮机转动，全厂机器开始运作。是时，来厂参观者如堵，厂内外欢声雷动，中国第一家近代机器棉纺织厂正式投产了。

　上海机器织布局年产布量为18万匹。开工的第一年，产销情况就颇令人满意。年终结算时，除去一切开支，盈利达20%。1892年，生产了400万码的棉布、100万磅的棉纱，雇用的工人达4000人左右。企业的经营状况仍较良好。1893年开始发放股息，红利高达二分五厘。当时在沪的外国海关人员在目睹了机器织布局工人用机器纺纱织布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劳工能够照管和熟练地操作机器，用中国棉花纺纱织布，这已是证实了的事。”

　上海机器织布局开业初期的优厚利润，促使李鸿章等人企图进一步扩充该厂的生产能力，以生产更多的棉纱和棉布投入市场，赚取更多的利润。但就在机器织布局欲向英国订购新式纺纱机及各种相应机器配件时，织布局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所焚毁。1893年10月的一天，机器织布局清花间突然起火，适值狂风大起，火势迅速蔓延。机器织布局起火后，布局总办曾派人至租界内“请西人往救，而西人以局在租界之外，无权发令救援”为由回绝。总办又请英租界会审通过巡捕房知照英、法、美各消防队赴援，他们“均以局在租界外，扼于成例，不得前往”。结果，大火从上午七时左右一直烧到下午五时，厂房全部被烧毁，筹建了十几年的织布局竟毁于一旦。第二天，当时代表外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北华捷报》发表评论说：由于布局的官员们在“允许外国人进口轧花、纺纱、织布机器”上设置“障碍”(指不允许外人进口机器在中国办厂)，所以“试图援救”织布局是“不可思议”的。这段话既反映了外国在华势力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敌视态度，也流露出他们那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由于受官方委派的现任机器织布局总办缺乏创办近代企业的意识和经验，认为企业投保是虚糜资金，拒绝支付原来曾支付过的保险金，结果使企业在这场大火中就损失了70多万两白银，而分文得不到赔偿。另筹资本，在旧址上再设立新厂，并设法扩充。新厂定名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并于1894年又重新开始部分投产。除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外，在19世纪后期，上海的私人民族资本企业也纷纷开设，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一方面受到力量远远超过自己的外国资本的竞争和排挤，另一方面又受到清政府和官办企业的压迫和限制。这个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事物，命运多舛，吉凶未卜，只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挣扎前进。

7课典型例题

　例1戊戌变法运动的实质是：(　)

　A．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斗争　B．开明地主与顽固官僚的斗争

　C．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斗争　D．西方文化与传统儒学的斗争

　分析：本体主要考查学生对戊戌变法性质的认识，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戊戌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它的实质当然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斗争。

　答案：C

　例2戊戌变法运动突出的历史功绩在于(　　 )

　A．挽救民族危亡　　　　　　 B．推动政治改革

　C．发展社会经济率　　　　　 D．促进思想启蒙

　本题为1998年的高考试题，所考查的知识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考查的能力是对历史结论的再现。正确答案是D。

　易误选为A、B两项。选择A项者是将目的与作用混淆起来；选择B项者是将历史过程与历史作用混淆起来。这些，类似于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都有前后的序列关系。之所以不选D项，是没有把“促进思想启蒙”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功绩”。从浅层次上分析，错误答案的产生原因在于没有准确地把握现成的结论。对戊戌变法历史作用的评价，在课本上，第一句就是：“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果从哲学角度分析，这种错误的产生还是教条主义在作怪。按照教条主义的理解，“历史功绩”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而不应该是思想方面的东西。可见，这些人没有想过：古今中外的一切莫大历史运动，有哪次没有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呢？

习题精选

试题详情

同步练习册答案

练习册

高中

初中

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