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军事考察团赴缅、印、马考察为了实现中、英、缅的共同防御，英国邀请中国派军事考察团前往缅、印、马进行军事考察。经3个月考察，中国考察团编写出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后经修改补充，中国于1941年6月正式向英国提出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书》。

3．中国争取美、英空军援助

　1940年10月18日，蒋介石召见美国大使，希望美国提供飞机援助。蒋介石还写信给罗斯福，请求从美、英抽调部分飞行员，组成一支特种空军部队，同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要求美国一年内售给中国1000架飞机，其中200－300架飞机要在1940年底前运到。

　对中国的请求，美国态度积极。罗斯福感到，当时对日本最有效的掣肘仍然是继续援助中国。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及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航空队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命令。从1941年7月，首批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抵达缅甸，开始参加运输和作战。这支由美国人组成的、最初只有3个战斗机中队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的空战和运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还同意从英国的订货单上调拨100架驱逐机来保卫滇缅公路。这一援助，从物质上说，数量很少，未能达到中国政府要求，但从精神上，却给了中国抗日军民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而英国却表现冷漠。1941年1月，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宋子文向英国政府提出两项要求：

　其一，美国供给中国陆军之飞机100架，在仰光(在缅甸)或在加尔各答(在印度)装妥后飞赴中国。其二，英国与美国两政府以轰炸机与驱逐机组成之空军供给中国，飞机在缅甸或印度装配，其服务与战斗人员则由美、英组空军单位任之。

　丘吉尔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后，认为“因本国军备之急需，欲求其以军械供给贵国，实多困难，尤以飞机之供给，人员、机身两者几皆不可能”，表示无法满足中国的要求。英国坚持中、英两国军事上、经济上完全合作，必须等待英、日开战后。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翰自新加坡致函蒋介石，声明：“若英帝国与日本间之战事一旦发生，中英两国必须在军事上及经济上努力谋得完全之合作。”英国表示，由于英日尚未开战，日前还不能同意蒋介石的中、英军事合作的一些建议。

2．中国获得美、英贷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经费。在罗斯福政府的努力下，孤立主义者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的企图未获成功。1938年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向中国在纽约设立的世界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也于12月19日宣布给中国贷款50万英镑购买卡车。次年，英国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这些贷款，标志着美、英援华的开始。1940年11月30日，在日本承认南京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同一天，美国宣布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表示继续承认“合法的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政府”。12月10日，英国借给中国1000万英镑。对美、英援助，中国政府官员们感到鼓舞，蒋介石在12月7日日记中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助力”。

1．美、英重新思考中国的战略地位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美、英对中国的抵抗能力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地位进行重新估价。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外国观察家对中国持悲观态度，以为最多两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然而战争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尽管中国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毕竟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之中。

　1938年春夏，在华的美国军事观察人员陆续向国内发回的消息，开始显示出对中国军队战斗力和战争发展状况评价的某种变化。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日军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这份报告曾在美国国务院、白宫以及军方高级官员中传阅。担任罗斯福特别信使的卡尔逊在3月31日的报告中，表示了对中国军队比较乐观的看法。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军队正飞快地得到改善。中国士兵仍然优于日本士兵，但军官需要参谋业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他们现在正在得到这种训练。”他认为，中国只要能获得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能维持对日统一战线并平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的主和派，中国就能够继续抵抗。

　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了南京失陷后的危机而继续支持下去，这为美、英重新认识中国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的实践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受到一些美、英有识之士的尊重。“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可怕的人与物的代价，对美国的公众舆论有深刻的影响”。

　在对中国军队战斗力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开始认真思考援华抑日战略必要性和可行性。其远东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由注重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卷入冲突转向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怎样尽可能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美、英为了让中国继续抗日，不走亲德路线，对华援助较前有所增加，中、美、英三国在局部范围内开展了各种合作。

3．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再度搁浅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表明东西方三个法西斯国家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共同目标下结为一体，准备在欧洲、亚洲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在此危急形势下，中国政府采用“参加美、英战线”的策略，加快了推动军事合作的步伐，把促成中、美、英三国同盟，作为中国政府战时外交的重点。11月9日，中国政府向美、英驻华大使提交了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

　方案首先列举三项原则：

　坚持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原则；反对日本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之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

　方案提出的步骤为：

　其一，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声明为实践签署九国公约之义务与确保太平洋之和平起见，中、美、英三国认定上列三点原则为共同之立场。其二，由美、英两国共同声明以上三点原则为共同之立场，因此美、英两国当尽力援助中国，确立其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恢复国际(或用太平洋)和平之秩序。其三，中英两国订立同盟，并要求美国共同参加，如美国无意参加，亦须先征得美国对此项同盟之同意与赞助。

　方案最后还提出了相互协助之具体项目四点：

　美、英两国即共同或分别借款予中国，借款总额为美金2亿至3亿元；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并由美、英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美、英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请为顾问；美、英与日本或美、英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之空军场所全归联军使用。

　美、英两国对此方案仍不赞成。罗斯福表示，美国并不要和日本开战，美国也不能与他国结盟，或作军事上之承诺，对中英同盟，亦不便于促成。丘吉尔通过其驻华大使多次表达英国政府反对合作的态度，认为“中英同盟一旦成立，将立即引起英日战争”。中国提出的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又化为泡影。

2．中国提出联合英、美、法军事合作方案

　中国政府于1939年4月提出一个中、英、美、法军事合作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中、英、法三国实行军事及经济合作，请美国作平行行动；不单独对敌媾和；中国以兵力人力物力，他国以海空军作战；各国经济合作，共同对日制裁。美国对此不感兴趣，声称行动须受中立法的束缚。英国直截了当地说，目前远东局势尚未到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建议的阶段，对中国吁请军事合作的要求加以拒绝。法国则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的合作。

　1940年5月，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中国政府认为中、美、英关系发生转机。蒋介石致电祝贺，表示“中英两国合作之精神，得以倍增敦笃”，继续发出军事合作的呼吁。但是，丘吉尔不仅对中英军事合作毫无兴趣，还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筹码，谋求同日本改善关系。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采取了三项妥协步骤：公布英、日协定；封闭滇缅公路；与日本达成3个月内结束中日战争的秘密协定。

　对此，中国政府异常愤怒。7月16日，蒋介石警告英国政府：“如英国果有此种行动，余敢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之祸。”“如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为了促使丘吉尔改变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国敦促美国在远东多负责任，试图请罗斯福出面，同丘吉尔制定一份合作计划，并且公布于世，使英国对日态度坚强起来。7月1日、2日，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拜见罗斯福。罗斯福除要求中国“继续持久待变”外，并没有回答实质问题。美方还通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电告蒋介石，美国在远东，虽极愿与他国合作，终因政治之束缚，不能与他国有政治上或军事上之事先承诺。这样，中国政府的联合英、美、法军事合作方案便付诸东流。

1．美、英决策人物对中国的抗战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呼吁，未能得到国际上的回应呢？有的论著把它简单地归咎于美英的“绥靖”政策，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美、英决策人物对中国的抗战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

　在抗战初期，尽管中国士兵可歌可泣英勇抗战曾赢得美、英各国舆论的高度称扬。但是，美、英政府的决策人物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根本不了解，对中国的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对中国政府缺乏信心。

　美国认为初出茅庐的国民党政权举止不定，有人说它羽毛未丰，甚至有人说它已经半身不遂。中国混乱的政局，使华盛顿认为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都比较棘手。丘吉尔也曾说，不相信中国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对日作战。英国很希望亚洲的防务有所加强。但是在这一地区顶住日本主要是靠英国，而不能指望中国。在这种认识下，持所谓“中立”立场的美国和宣称“不卷入远东冲突”的英国，自然也不可能对中国抗战出面援助。

3．中国政府外交努力的积极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战初期中国政府期望美、英等国“调停”和“联合干涉”是一种妥协投降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看到，这是中国政府坚持长期抗日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外交努力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向西方各国揭露了日军的侵略罪行，粉碎了日本掩盖其侵华真相和战争企图的宣传活动。这一策略，坚持了“中日问题国际化”的原则，打破了日本提出的“日中纷争孤立化”的企图，从而争取到了美、英有识之士对中国抗战正义性的认识，为后来争取美、美援助，直至与美、英的军事同盟创造了条件。

2．美、英顾忌“得罪日本”，惟恐卷入中日战争抗战初期，美国政府“不愿采取得罪日本和激怒孤立主义的行动”。担心它的主动行动会引起日本的反感，害怕进行“调停”活动。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一项调解的意图只会激怒日本政府，并给予其机会以告诉日本人民，西方列强正试图干预他们所谓日本在华的自卫权利。”英国政府既对中日战争表示“关切以及谋求和平解决的期望”，又极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之中。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像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咽此，张伯伦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在“八一三”抗战期间，英国仅提出一个划上海为“中立区”的建议，但是，日本拒绝接受英国这一“调停”计划，继续疯狂扩大侵略战争。

　对于日本的嚣张气焰，英、美颇感愤慨，但是又无可奈何。张伯伦在10月21日下院的答辩中明确说：“我觉得，假若到这次会议来谈论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使用武力，那全然是一种错误。”英军驻华总司令李特叹息道：“这对白种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白种人尤其是英国人苦心经营建立了这座美好的城市，它是远东的一颗明珠，但他们现在却没有力量阻止日本人破坏它或利用它。”

1．抗战初期，中国向美、英提出“调停”和“联合干涉”中日战争的要求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实行抗战。国民政府确定了两手准备的应变方针：“应战而不求战”，蒋介石电告宋哲元“不挑战必抗战”。7月11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有扩大可能，中央决不容再失寸土。

　在组织军队应战的同时，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事。然而，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拒绝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交涉。中国请求美、英各国出面“调停”，欲借美、英之力迫使日本停止军事进攻。7月16日，中国向九国公约签字国送交了有关中日冲突的备忘录。7月21日至28日，蒋介石连续召见美驻华大使詹森、英驻华大使许阁森等人，要求各国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他对詹森强调：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他向许阁森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

　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政府一面调集军队抗战，一面继续请求美、英出面“联合干涉”。

　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中心，也是美、英等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日军侵略上海，不仅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害，而且也大大损害了美、英在华利益。当时，驻华英舰队总司令李德尔以“负责与驻华英军协力保护公共租界”为名在上海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在上海附近还停泊着克姆白伦号巡洋舰、苏福克号巡洋舰。达那号轻巡洋舰等一批英舰。有的报纸还披露说：“美、英两国，据传有互商联合制裁日本的计划”，“英兵一千人，已续开上海。

　中国政府决策层认为，美、英等国在中国有着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对于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特别是向上海等大城市的进攻绝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于1937年8月31日对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强调说：“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联合干涉之必要。”“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间整个之完全。”这番话，真实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英“联合干涉”的急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