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看社戏的感受：感觉很扫兴、没意思。

2、参与看社戏的人物：“我”、双喜、阿发、桂生等。

⑴作者为什么说平桥村“在我是乐土”?

民风淳朴的乡村，对一个在封建家庭中生长、受各种规矩束缚的孩子来说，确实是快乐自由的天堂。作者作为客人，“在这里”“得到优待”，钓到虾“照例是归我吃”，小伙伴们对“我”无微不至地体贴照顾，“看社戏”一节这种友爱和照顾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我”可以免念那些陈腐无用的经书，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可蹈，即使“打了太公”，全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对于自幼就压抑在封建道德秩序中的“我”而言，这样的自由是一种多么宝贵的享受；而且在农村可以亲近大自然，“掘蚯蚓”“钓虾”“放牛”，相对于城镇宅院中“我”那种受束缚的生活而言，无疑是新鲜有趣极具魅力的了。

⑵六一公公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六一公公是淳朴乡民的形象。六一公公对于孩子们偷他的豆，只是责备“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听说摘豆是为了请客，马上说“这是应该的”，他并不是吝啬的人；后来他又亲自送豆，表现了他热情好客的性格。“我”夸了他一句，“竟非常感激起来”，体现了他的老实厚道的农民本色。至于他夸“我”“读过书”“将来一定要中状元”之类的话，只不过像今日夸某个孩子聪明，将来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一样。也有观点认为六一公公虽是个好人，但是有农民的局限。他夸“我”的话，表明他意识深处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这在当时也是难免的。

⑶通读课文后说说作者回忆的是怎样一群童年伙伴。

作者回忆的是一群质朴可爱的农村孩子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友爱热情。“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切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跑上阿发以“我们的大故里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这些都是他们无私品质的突出表现。

双喜是小伙伴中“最聪明的”，好像小伙伴的小领袖一样，他的性格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心细如发，聪明伶俐，当“我”看不成戏，“急得要哭”时，他马上能想出“好主意”，并能举出让“外婆和母亲也相信”的理由；铁头老生夜晚不能翻筋斗，“我”很失望，双喜又用“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来安慰“我”，表现了大哥哥似的亲切关怀；他敢于负责，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已厌倦但又不好说回去时，他果断提议回家；回家途中，大家偷阿发家的豆，他劝阻大家“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说明他挺善于为别人着想。

[练习解答]

⑴成功地刻画了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文章中，作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形象。“最聪明”的是双喜当“我”看戏不成，“急得要哭”时，他马上想出“好主意”，让“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铁头老生夜晚不翻筋头，“我”很失望，他又用“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安慰“我”；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都已经厌倦，但又不好说回去的时候，又是他提议回家。他如大哥般体贴，如小领袖般善组织。其他如桂生，看戏时殷切地为“我”买豆浆舀水；阿发在月夜归航路上，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

六一公公是乡民形象的代表。对孩子们偷豆只是责备“不肯好好地摘，踏坏不少”，听说是为请客，马上说：“这是应该的。”又来亲自送豆，并夸奖“我”。多么淳朴善良的品质啊！绝不虚伪的原始的本能的人性美！

总之，美景养育了美人，这一方“乐土”又怎能让“我”忘怀呢？

⑵景物描写很有特色

作者善于用简洁明快的笔调，去描写江南水乡的美景，给人留下江南水乡不仅人美，景也美的美好印象。具体说，课文是从视觉、听觉、嗅觉等三个方面来表现大自然的美。视觉方面写了碧绿的豆麦田地，淡黑的远山，皎洁的月光，白色的航船，远处的渔火和红红绿绿的戏曲人物；听觉方面写了孩子们的笑声，潺潺的流水声，宛转悠扬的横笛声，唱戏者的“伊伊呀呀”声；嗅觉方面写了豆麦和河底水草的清香，还有那神秘的夜气和湿润的水气。真是有声有色、有香有味，勾画出一幅情景晚融的江南水乡美景画。在景物描写中，作者运用比喻、拟人、比拟等修辞手法，来状物抒情，烘托气氛，表现“我”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如写船行之快，用了“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又如“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这些都十分生动传神。有的景物描写还为小说情节发展起了铺垫作用，如写两岸的豆麦，就为归途中“偷”豆吃做了交代。

⑶详略得当

作者浓墨重彩地铺写看社戏，包括看戏的波折，去看戏途中、看社戏的过程和看戏后归航，令人读来如身临其境，深受感染。而对于得以看戏的机缘，看戏后的余波，作者则简略的带过而已。

(4-9)看戏前的波折。

(10-13)看戏途中见闻、感受。

(14-21)在赵庄看戏。

(22-30)深夜归航。

㈠环境：(平桥村)是我的乐土。

㈡伙伴：伴我游戏。

㈢乐事：钓虾、放牛。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这篇小说写了“我”十一二岁时从平桥村夜航到赵庄看社戏的一段生活经历。刻画了一群农家孩子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品德，展示了农村自由天地中充满诗情画意的獐生活画卷，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摆脱封建的自由生活的向往。

2、相关知识：

这篇小说写于1922年10月，是作者在大都市中由看戏引起的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也是在大都市的作者对农村及其农民淳朴的品质的歌颂。

关于社戏：

社戏的时间《社戏》中写道：“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又说，赵庄之所以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课文注释云：春赛即“春天举行的赛会”。据此，一般人认为，看社戏的时间是在春天。其实，这是不确切的。看社戏的时间应该是在初夏。其理由有三：

第一，《社戏》中说，我到外祖母家去，是在“扫墓完毕之后”。那么，浙江绍兴一带的扫墓是在什么时间呢?据《越谚·风俗部》云：乡下墓祭一年间共有三次，一是“拜坟岁、上元之前，儿孙数人，香烛纸锭谒墓”；二是“上坟，即扫墓也，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三是“送寒衣，十月祭墓之名，亦数人而已。”《越谚》的作者范啸风，别号扁舟子，绍兴城附近皇甫庄人。鲁迅的外祖父鲁晴轩中举后迁居皇甫庄，租赁的就是范啸风的房屋。他的话是可信的。另据周作人回忆：“周家墓祭的规矩，拜坟岁和送寒衣都只有男子前去”，而“清明上坟，规模就要大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把以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分析，《社戏》中所说的扫墓，是指清明上坟无疑了。又据顾铁卿所著《清嘉录·卷三》云：所谓清明上坟，并非仅仅指清明节那一天，而是“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那么，小说中所说的“在扫墓完毕之后”，当然应该是在夏初了。

第二，从《社戏》所描写的自然景物看，也是在初夏。“碧绿的豆麦田地”，“罗汉豆正旺相”，这被称为“罗汉豆”的蚕豆，在浙东一带，是越冬植物，清明以后才开始结果，到夏季才能收割。能剥了煮着吃的时候，当然是在初夏了。另外，小说中还写道，看社戏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们，“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水果当然也只能到夏季才有。

第三，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地方戏》中明确写道：“本文(指《社戏》引者注)中说：‘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这是题目的说明，但实际上这种演戏大抵是在夏天。”

根据以上理由可知，看社戏的时间应该是在初夏，而不是在春天。

社戏演出的内容小说中是这样记述的：首先是“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几个赤膊的人翻了一阵筋斗，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然后是“一个红衫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最后是老旦出台慢慢地唱。这究竟是一出什么戏呢?据徐淦《鲁迅和绍兴戏》一文考证，这是绍兴戏《游园吊打》。该戏叙述的是唐朝宰相卢杞陷害忠良，纵子作恶，终于被惩的故事。卢杞的儿子(剧中称为恶少)带了帮闲家丁到忠良朱文光家抢亲，被朱文光抓住打了一顿，直到写了服辩(悔过书)方才罢休。服辩词云：恶少抢姣姣；家丁惹祸苗；恶少下遭再来抢姣姣；家丁变猪变狗变阿猫。小说中被绑在台柱上的红衫小丑就是卢杞的儿子，那个花白胡子的就是忠良朱文光。

另据周作人回忆，小说中所写的社戏的内容，“是绍兴戏中精彩内容之一”，“帮闲引了公子去抢姣姣，结果吊打了写服辩了事，……看过的人都不能忘记，……虽然他不曾说出是什么戏文来”。这段回忆，与《游园吊打》的情节也是完全吻合的。

[整体感悟]

1、关于作者：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7年起发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重要论文。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大胆揭露人吃人的封建礼教，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猛烈抨击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20年代陆续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篇》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政府所迫害，南下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辞去中山大学职务。1927年10月到达上海，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同国民党官方文人及其文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粉碎了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从1927年到1935年，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杂文集。这时期的杂文，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对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文学团体；主编《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有多种版本的《鲁迅全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