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品味作者平淡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14.翻译(18分)

　(1)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4分)

　(2)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4分)

　(3)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4分)

　(4)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6分)

13.补充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 (10分)

(1)故木受绳则直，(　　　　　　　 )，(　　　　　　　　　　　 )，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2)(　　　　　 )，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　　　　 )

(3)锲而舍之，(　　　　　　 )；锲而不舍，(　　　　　　 )。

(4)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　　　　　　　　 )，(　　　　　　　　　　 　　)。

(5)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　　　　　　　　　　　 )

(6)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

4．《贵在一个“新”字》

　 作者简介：王梓坤，1929年4月生，江西吉安县人。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5年考入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做研究生，1958年毕业获苏联副博士学位。1952年至1984年先后任南开大学讲师、教授。1984年以来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93年至1998年任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担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和《数学物理学报》编委、《数学教育学报》主编等职。

　 王梓坤对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数学理论方面，致力于马尔可夫(Markov)过程及相关领域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生灭过程，首创了极限过渡的构造方法，彻底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问题，并将差分方法应用于生灭过程的泛函和首达时分布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深刻结果。这些成果均居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八十年代初期，在国际上最先引进多参数Ornstein－Uhlenbeck过程，取得了系统的研究成果。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领导着他的研究集体开始对测度马列尔可失过程(超过程)的研究，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数学应用方面，提出了地震随机迁移的统计预报方法及供舰艇导航的数学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

王样神在概率论方面著书9部，发表论文数十篇。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1976年)，《随机过程论》(1965年)和《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1980)三部著作从学科基础到研究前沿构成完整体系，对我国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机过程通论》(上下卷，1996)于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9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马尔可夫过程和今日数学》。多年来，王梓坤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学和科研骨干力量，指导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20余名、硕士研究生30余名。他总是充满热情地支持和鼓励年轻学者的研究工作，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重视科普工作和对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在这方面出版了《科学发现纵横谈》、《科海泛舟》等名著及论文数十篇。其中《科学发现纵横谈》社会影响很大，1981年曾获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和团中央联合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此书被选中。王梓坤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于1984年首次提出“尊师重教”，并与北师大部分教授建议在全国设立教师节。全国人大次年通过决议，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王梓坤致本教科书编者的信。

有人曾将我国的教育和欧美的教育进行对比，认为中国学生学习努力，基础扎实，基本功好，解题能力强；而欧美学生则思想灵活，好提问，爱辩论，每个学校都会冒出一些创新能力很强的佼佼者。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并不排斥中国学生中也有少数非常优秀的杰出人才。这使人想到一个问题：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不善于独立思考，不仅不能创新，而且容易上当受骗。“文化革命”期间，许多红卫兵就是由于四人帮的煽动而大搞打砸抢的。历史教训，不可轻视，于是促使我写了这篇文章。培养独立思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校学习时先开一个头，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种习惯应该与生命共存。任何事情，都要问“为什么”，“怎么办”，既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又要自己认真思考，作出判断。如果判断错误，就要及时修正；如果再错误，就再修正；如此继续，一步一步走向真理。中学生年纪轻，经历少。在向群众(包括书本)学习和独立思考两个问题上，首先应以学习为主。随着年龄增长，逐步增加独立思考的分量。其实，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人，不管他如何成熟，都应该二者并重。诚如牛顿所说，他是站在巨人肩上，也就是前人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沉思苦想，才获得巨大成功的。

　　　　　　　　　　　　　　　　　　　　　　　　　　 2003年12月30日

3．关于《师说》的评论

　 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而作此以倡后学。([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

　 前起后收，中排三节，皆以轻重相形。初以圣与愚相形，圣且从师，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形，子且择师，况身乎？末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形，巫医、乐师、百工且从师，况士大夫乎？公以提诲后学，亦可谓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则自然而成者。([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九)

《师说》参考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释疑难的人。人不可能生下来就懂得道理，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而不去向老师学习，这些疑惑的问题便始终不能解决。出生比我早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出生比我迟的人，他懂得道理也可能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拜他为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计较他生年比我早还是晚呢？因此，不论地位高贵还是地位低贱，不论年长还是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也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跟从老师求学的传统没有人继承已经很久了，要人们没有疑惑难得很哪！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还要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许多人，他们比圣人差得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为羞耻。所以聪明的就更加聪明，愚蠢的人就更加愚蠢，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吧？人们喜爱自己的孩子，选择合格的老师来教育他；对于他们自己呢，却把拜师求学当作不光彩的事，真是糊涂啊！那些教育儿童的老师，教孩子们读书，让他们学会停顿断句，并非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释疑难的老师。断句停顿不理解，向老师学习，疑惑不能解决，却不向老师求教，小的地方学习，而大的方面丢弃，我看不出他们是明白事理的。巫师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有人称人家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认为可耻，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拜师学习的传统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原因了。巫师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族是看不起他们的，现在士大夫们的认识反而赶不上他们。这不是很奇怪么！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才能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技能学业各有专门研究，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名叫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及解释经文的著作都普遍地学习过，不受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束缚，向我求学。我赞扬他能遵循古人拜师求学的传统，写了这篇《师说》赠给他。

2．《劝学》

作者介绍：荀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先秦儒家最后的代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反对迷信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他强调教育和礼法的作用，主张治理天下既要靠“法制”，又要重视教化兼用“礼”治，强调“行”对于“知”的必要性和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后天环境和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本性。 荀子的著作有《荀子》二十卷。该书由《论语》、《孟子》的语录体，发展为有标题的论文，标志着古代说理文的进一步成熟。他的散文说理透彻、语言质朴、多排比句，又善用比喻。

　 《劝学》参考译文：君子说：学习不可以停止。靛青是从蓝草中提取的，但是颜色比蓝草更深；冰是水凝成的，但是比水更冷。木材直得符合拉直的墨线，用火烤使它弯曲做成车轮，它的弧度就能符合圆规(画出的线)。即使被风吹日晒干枯了，不再挺直，这是用火烤使它弯曲的办法让它变成这样的。所以木材经墨线划过(再用斧锯加工)就直了，金属刀剑拿到磨刀石上(磨过)就锋利了，君子广博地学习而且每天对自己检验反省，就能智慧明达，行为没有过错了。

　 我曾经整天地思考，不如片刻学习的收获大；我曾提起脚后跟远望，不如登上高处能够见得广。登上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是远处的人能看得见；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大，但是听的人听得特别清楚。借助车马的人，并不是走得快，但是能达到千里之外；借助船只的人，并非善于游泳，但是能横渡江河。君子的天赋不是和一般人不同，是他们善于借助客观条件啊。

　 积土成为山，风雨就从那里兴起；积水成为深潭，蛟龙就在那里生长；积累善行，养成道德，精神和智慧得到提升，圣人的心境由此具备。所以不积累小步，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外；不汇聚细流，就没有办法成为江海。千里马跳跃一次，不能跳出十步；劣马拉车走十天，它的成功在于走个不停。雕刻一下就放下不刻，腐朽的木头也不能刻断；雕刻而不停止，金属和石头也能雕刻。蚯蚓没有锋利的爪牙，坚强的筋骨，(却能)上吃泥土，下饮地下水，(是因为)用心专一。螃蟹有六只脚和两只蟹钳，没有蛇洞和鳝鱼洞就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是因为)用心浮躁。　 　

1．《获得教养的途径》

作者介绍：(黑塞自传) 我于1877年生于黑森林的卡尔夫市。父亲是德国人,生于波罗的海岸边的爱沙尼亚。母亲出生在一个施瓦本地区的家庭,是法籍瑞士人。祖父是医生,外祖父是传教士、研究印度的专家。父亲也曾一度在印度当过传教士,母亲年轻时在印度住过几年,从事传教工作。我童年时代是在卡尔夫市度过的,中间曾去巴塞尔住过几年(1880--1886)。我们一家人是由几个不同国籍的人组成的,现在又加上我成长的经历：我成长在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中,他们各自操着不同的方言。我大部分的学校生活是在符腾堡的寄宿学校度过的,有一段时间在莫尔布隆修道院的神学院读书。我是优等生,拉丁文学得不错,但希腊文成绩一般。我不是个唯命是从的孩子。我好不容易才适应那个虔信的教育机构,那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压制和扼杀人的个性。从十二岁时起,我就想当诗人,但苦于找不到正常的或者说是正式的道路。我离开了神学院和中等学校,跟一名技工当学徒。十九岁时,在图平根和巴塞尔的书店和古玩店工作。1899年底,我发表了篇幅不大的诗集,接下来又发表了一些小部头的著作,都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04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一举成功。本书写于巴塞尔,在瑞士出版。我放弃了卖书的工作,和一个巴塞尔女子结了婚,生了几个儿子,迁居乡下。那时乡村生活远离城市和文明,正合我的心意。自此,我一直乡居度日。先在康斯坦茨湖畔的海因霍芬,住到1912年;后又迁居伯尔尼郊外；最后迁居现在的住处:卢加诺附近的蒙塔格诺拉。

　 我于1912年定居瑞士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越来越陷入了与德国民族主义冲突的境地。自从我率先向大规模的鼓动和暴力发表一些审慎的、表示抗议的言论以来,不断地受到来自德国的攻击,辱骂信纷至沓来。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当局对我的仇恨达到了顶点。然而,我在年轻一代人中赢得了追随者,他们按照国际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我得到了罗曼·罗兰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逝世；我还得到了印度和日本人的同情,他们和我虽远隔千山万水,但思想一致。这样,德国官方对我的仇恨也就得到了补偿。希特勒倒台以后,我在德国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但我的著作已部分被纳粹分子查禁,部分在战争中被毁掉,一直未在德国再版。

　 1923年,我放弃德国国籍,取得瑞士国籍。第一次婚姻破裂以后,我独居多年,后来又结了婚,我的好友在蒙塔格诺拉盖了一幢房子,供我居住。

　 1914年前,我一直爱好旅游。我常去意大利,有一次还到印度住了好几个月。从那以后,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旅游,十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瑞士。

　　 我是希特勒统治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在这十一年里,我一直工作,写成了《玻璃球游戏》(1943),这是部长篇小说,分两卷出版。完成了这部长篇以后,我患了眼疾,又因年迈,疾病日渐增多,不能从事较大部头的创作了。

　 在西方哲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还有历史学家J·布克哈德对我也有影响。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不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对我的影响那样大。我和美术一直有不解之缘,但我更爱好音乐,并小有所获。我的作品里大都提到过音乐。我认为我最具特色的作品是《诗歌》(选集版,苏黎世,1942)；小说有《克努尔普》(1915)、《德米安》(1919)、《席特哈尔塔》(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和歌尔蒙德》(1930)、《东方行》(1932)、《玻璃球游戏》(1943)。《回忆录》(1937,增订版,1962)里载有许多自传材料。我的政论文集最近已在苏黎世出版,书名《战争与和平》(1946)。

　　 先生们,我这里写的只是个简略的提纲,希望它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写得更全面一些。　　　　 (摘自漓江出版社《荒原狼》附文)

　 946年赫尔曼·黑塞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词：“……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人们已无数次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您最爱读什么书？”

　　 对于一个爱好世界文学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颇难回答。我一生读过数万种书，有的读过不只一遍，有的读的遍数更多。我原则上反对将某些文学、流派或者作家排除于我的藏书之外，排除于我的关注或者讲我的兴趣之外。然而尽管如此，这个问题提得还是有理，在一定程度也是可以回答的。至于我，认真想想，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中，都会碰见一些更亲近和更喜爱的领域、时代及风格。

　　 我一生中最常探访、了解大概也最深的世界文学的领域，是那个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无限遥远的，是的，甚至已经成为了传说的德国--1750年和1850年之间的德国；而歌德，就是这个德国的文学的中心和顶峰。在这个德国，我既不必担心会有所失望，也不存发现什么轰动事件的奢望。每一次去最古老的和最遥远的世界漫游之后，我总要回到这个德国，回到那些诗人、书信作者和传记家身边；他们全都是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又几乎全带着大地的气息，民众的气息。特别令我感到亲切的自然是那样一些书：书中有我十分熟悉的风景、民俗和语言，有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习以为故乡的一切；在读这样的书时，我享受到了那种对最微妙的细节、最隐讳的暗示、最轻柔的韵味都能心领神会的特殊幸福。每当读完一本这样的书不得不再拿起其它书，例如再拿起一部译著或者一部缺少有机的、真正的、鲜活的语言和音乐的作品，我都会浑身一震，心里颇不是滋味儿。

　　 然而，血统、故土、母语并非一切，在文学同样如此；超越这一切之上还有人类。常常既令我感到惊讶又令我感到幸福的是，在最遥远和最陌生之处也能发现故乡，对那些似乎最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也能产生热爱，并因之变得亲密起来。这种情况，在我的前半生可以用印度的精神文化，随后又可以用中国的精神文化为证。我之走向印度人，至少还有路可循，还有种种先天的原因：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到过印度，学会了印度的多种语言，多少受过印度精神的熏陶。可是，我在满了三十岁以后，还压根儿不曾料到，世界上还有着一种如此美妙的中国文学，还存在一种极富特性的中国人生观和人道精神，它们不仅为我所喜爱和珍视，甚而至于变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归宿和第二故乡。早先，除去《诗经》，我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可后来，未曾料到的事情就发生了，通过卫礼贤和其他一些人的翻译，我认识了一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我真不知该怎样活下去：那就是智与善的中国道家的理想。我对中文一字不识，也从未到过中国，却有幸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经典中找到了自己的种种预感的证识，找到了一种精神气氛和故乡，一种我只是从自己的出生和语言所造就的世界里才获得过的感觉。这些通过杰出的庄子之口，通过列子和孟轲之口讲述出来的中国贤者和智者，他们与上述那些风格悲壮的作家恰恰相反；他们惊人地朴素，既接近民众又接近日常生活，无拘无束，隐逸出世，快乐知足；他们的表达方式永远叫人感到惊讶和欣喜。孔夫子是老子伟大的对立面，是一位礼制家和道德家，是一位立法者和卫道士，是中国古代贤哲中唯一有着几分威仪的一位；但是，在某个场合他仍被说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欤！”由此而表现出了一种从容，一种幽默，一种质朴恬淡，在其它任何文学中我再找不出类似的例子。我现在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以及其它的一些语录，也包括在我观察世界形势和聆听某些近几年或几十年意欲统治世界、完善世界的人物的言论的时候。这些人行动有如伟人孔子，但在他们的行动背后却缺少“不可为”的自知。

　　　　　 (黑塞《我最爱读的书》　 杨武能译《读书》杂志　 1990年第12期)

　 与书为友

　德国著名小说家黑塞以《论与书为友》为题，写过一篇短文。他以为，“就善读者而论，读一本书就是去了解一个素昧平生者的德性和思维方式，寻求与他相知，尽力赢他为友。”而当读者一旦与书交上了朋友，他就在与书发展、深化感情的同时，当然地提高读书的效益，自觉地改进读书的方法。看来黑塞是反对由名家规定书单的，他指出：“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慢慢地积累书籍，正如他为自己挑朋选友无二。”“纵使有益的指点和友好的引导使之可能，无论老幼，每人仍应在书国自辟蹊径。”他的短文扣紧一个“友”字，结尾充满感情：“谁读书如恋友，书中真旨就将自行显露，与己融为一体。他所读之得就不会飘逝而去，荡然无存，而是如挚友之所能，同他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为他带来欢乐和慰安。”

(《以书为友》吴希义　 《读书》杂志　 198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