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哈姆雷特来说，爱情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以至于有人怀疑他对奥菲利亚的爱，这对他显然有失公允。我们不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动机中哈姆雷特是一个具有延宕性格的人。他从不延宕(杀波尔纽斯，杀两个朋友，在奥菲利亚的葬礼上一跃而出)。我认为也许把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归为两点恐怕更合情理。

一，对母亲的爱。所以说，弗洛伊德的解释是有其价值所在的。剧中哈姆雷特往往将奥和葛并举，可以看出母亲失贞一事给他的心理造成多么巨大的阴影。这倒并不是说他的叔父做了他潜意识渴求的事，以至于心慈手软，被自己唬住，而在于母亲改嫁这件事令他无法再相信女人。这种透彻的了悟又是和爱女人的欲望纠缠在一起，以致痛苦万分，手足无措。

二，正如有的评论家称哈姆雷特性格的形成一大部分原因在于莎士比亚无法对如此巨大的题材加以把握。这里有几条证据，如哈姆雷特的对于演戏的大段评说，诸多地方是为了表现剧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对社会的褒贬(这在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是无法想象的)，再如，同时要表现母子关系，爱情关系，又要表现复仇，势必拖延了后者。再回到开头的判断，我们看哈姆雷特死前的场景，他说的是有关丹麦继承权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整出戏发生在罗密欧身上，那么他临死时，不是抱着母亲就是呼唤着奥菲利亚的名字。所以说，把这部戏理解成社会批判剧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也许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哈姆雷特的身份是王子，而非公子，而王子是将继承王位的。

《城南旧事》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城南旧事》包括五个短篇小说，即《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浓浓的诗意。

2、描述丹麦王驾崩，守夜卫兵看见老王幽魂出现，告知哈姆雷特王子。而叔父克劳迪服丧未满，即娶其兄嫂继承王位。王子与幽魂对话，获知叔父谋害父王之真相，王子装疯卖傻为证实真相，导演一出老王被毒杀短剧，请新王与新后观赏，叔父当场色变，母后以为王子疯了，奥菲莉亚遭情人失踪及丧父之痛投河自杀，引起雷奥提斯心头之恨，与克劳迪王共谋比剑时涂剧毒于剑锋，酒内下毒，加害王子，不料被葛楚皇后误饮，雷奥提斯自己亦为毒剑所伤，临死告知王子真相，王子报了父仇，自己亦壮烈牺牲。

1、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剧本，同《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一起组成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在《哈姆雷特》中，复仇的故事中交织着爱恨情仇。同时，哈姆雷特也是该剧主人公丹麦王子的名字。

3、关汉卿的作品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宝库，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窦娥冤》等作品已被翻译介绍到欧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汉卿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了他的戏曲全集。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 700年纪念大会。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哈姆雷特》

2、《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的民间故事，关汉卿结合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体认，精心构制了这个大悲剧。窦娥因家贫被卖给蔡家做童养媳，丈夫早死，婆媳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闯入这个家庭，胁迫窦娥婆媳嫁给他们父子为妻，遭到窦娥严辞拒绝。张驴儿欲毒死蔡婆，结果反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便嫁祸给窦娥。昏聩的桃杌太守严刑逼供，将窦娥屈打成招，并将其处死。违法的人并未得到制裁，守法的人却被“法纪”送了性命。戏剧的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当窦娥幻想破灭，她愤怒地呼喊出：“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窦娥的责天问地，也是关汉卿的呼喊，代表着不屈从于现实命运的浩然正气。元杂剧多充溢着一种郁闷、愤懑的情绪，这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元代作家目睹种种黑暗现象后的自然流露。但关汉卿在《窦娥冤》中表达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否定与诅咒般的诘难，具有无可辩驳的深刻性。

《雷雨》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从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又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周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人的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此外，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缘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窦娥冤》

1、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慷慨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关汉卿是位伟大的戏曲家，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1958年，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中外展开了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6月28日晚，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4、林海音，台湾作家，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3、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公元1564年4月23日生于英格兰沃里克郡斯特拉福镇，1616年5月3日(儒略历4月23日)病逝。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代表作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喜剧《威尼斯商人》等和一百多首十四行诗。是“英国戏剧之父”，本·琼斯称他为“时代的灵魂”，马克思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被赋予了“人类文学奥林匹克山上的宙斯”。

2、关汉卿(约公元1229年-1241年)，大约生于金代末年，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一作一斋)。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关汉卿曾写有《南吕一枝花》赠给女演员珠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他曾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结尾一段，更狂傲倔强地表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破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1、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