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情调的伟大作家，一边因奢华的生活而负债累累，一边以崇高深刻的思想创作出博大精深的文学巨著。他的生活趣事层出不穷，而作品更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他逝世时，文学大师雨果曾站在法国巴黎的蒙蒙细雨中，面对成千上万哀悼者慷慨激昂地评价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

巴尔扎克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1850年8月18日夜11时30分，伟大的天才巴尔扎克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带着没有完成《人间喜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女神》是一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统一的艺术作品。它在艺术上的重大成就，使中国现代诗歌真正达到了诗的境界。它表现出的鲜明的艺术特色，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　 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成功确定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的新形式。

郭沫若在诗歌形式方面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让诗的形式服从于诗人感情的倾泻，让诗人的情绪支配诗的旋律。在《女神》里有三百多行的长诗《凤凰涅槃》，有短到只有三行的《鸣蝉》，有如《太阳礼赞》那样一行多到几十个字的长句，也有《凤歌》那样三四个字构成的短句；有诗剧如“女神三部曲”，也有古风式的《春愁》，还有类似散文诗的《胜利的死》。这些诗不固定行数、字数，不注重押韵、对仗，段落或分或无，诗篇或长或短，50余首诗没有一个统一的格调，真所谓变化多端，不拘一格。但是《女神》中的诗篇决非随意写出，而是篇篇都独具匠心，可以从不统一中找出一些统一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诗行富于表现，参差中有着某种规律，节奏于和谐中有规律的变化和大体押韵等。如《凤凰涅槃》大量运用对比、对偶、复唱，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出自由与严谨的统一。《炉中煤》更近乎新格律诗，每节首行相同，首尾两节有同有异，每节隔行押韵，全诗一韵到底。《女神》中就是有些外形散漫的诗，内在结构也是紧密的，行散而实连。诗人觅到了与内在感情和谐一致的全新形式，创立了多样的自由诗形。

第二，　 在创作方法上，《女神》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女神》表现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强光照亮了诗集中大部分的诗作。《女神》中有不少的诗篇取材于“太阳”，把太阳当作生命的源泉和光明的化身加以歌颂，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光明理想的渴慕与追求，还有一部分作品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巧妙地处理这些题材，既表现了古代英雄人物的崇高壮美，又使他们跳动着现代的脉搏，从而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例如：《女神之再生》中借助“女娲补天”的神话，寄寓着抒情主人公“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以取代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凤凰涅槃》中凤凰对中国黑暗现实和历史进行控诉，经过采集香木自焚，出现了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中国。这些美好理想反映了“五四”时代广大人民对革命的要求和对光明、民主、自由的向往。

　　 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女神》中的诗篇，立意构思别开生面，不落俗套。诗人在泛神论思想的启迪下，常在大自然中获得诗料，或从历史、神话、传说中选取题材，充分发挥想象联想，运用比拟、象征等手法，使表现的对象变为诗人理想化的形象。在《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把"缥缈的天球"想象成地球母亲的“化妆的明镜”；《日暮的婚筵》里，诗人把落入大海的夕阳，说成被情郎拥抱去的新嫁娘，诗人的想象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没有大胆而丰富的想象便没有《女神》的诗。

　　 生动的比喻，奇特的夸张。《女神》中，诗人运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奇特大胆的夸张，如《炉中煤》里，诗人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把祖国比作自己心爱的“年青的女郎”，表现了一个觉醒的“五四”青年炽热的爱国情怀；《天狗》中，诗人说天狗吞食了“日”、“月”、“星球”和“全宇宙”，非常有力地刻画了一个具有个性解放的彻底勇猛精神的“自我”形象。

　　 第三，雄浑豪放的崭新风格。　

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受泰戈尔的影响，郭沫若写的都是或爱情、春愁、别绪，或飞禽、新月等抒情小诗，清新秀丽。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接触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后，诗人产生了“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他“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郭沫若《序我的诗》)。于是，就采取了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抒发出来。这些诗如《凤凰涅》、《天狗》、《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等。有的高歌，有的长吟，有的咏叹；其声音，时而嘹亮悠扬，时而悲壮急促，时而柔婉舒缓，使诗作充满了昂奋腾越的音调，浓烈瑰丽的色彩。

　　　　　　　　　　　 　　《欧也妮•葛朗台》导读

刘敏撰写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郭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

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等人的著作。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写了《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只身回国，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阿Q既代表着中国人气质，为整个中国民族的典型，所以最初发表时读者每疑阿Q就是指着他自己。《现代评论》涵卢(即高一涵)曾记他一个朋友初读《阿Q正传》时惴惴然，疑这篇文字出于某人手笔，阿Q的事迹样样都在对他讽刺。后来打听出来作者与他并不相识，这才释然。阿Q是个典型人物，同时也是个个性人物。《阿Q正传》之所以在文坛获得绝大成功，其原因无非在此。

《女神》导读

　　　　　　　　　　　　　　　　　 张宝新撰写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

具有夸大与自尊癖性的人，也最容易变成过分的谦逊，与自轻自贱。阿Q被未庄闲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善于投机是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每次革命起来，最先附和的总是从前反革命最出力的人，而后来革命事业便逐渐腐化于这些病菌滋生之中。这种劣根性同精神胜利法一样，与异族长久的统治大有关系。当异族侵掠进来时，我们种族中间那些忠愤激烈，有节概，有血气的人，不是慷慨死敌，就举室自焚了；而那些贪生无耻，迎合取巧之徒，反多得生存传种的机会。千余年来我们民族就不知不觉变成现在的模样。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