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下村修

“阿甘”型的科学

下村修1928年生于京都，长于长崎。1945年，他16岁，原子弹故乡爆炸，他曾失明数周。

下村修在1961年他33岁时有了重大发现，到1974年他46岁时，全部关键实验完成。1960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森实验室做博士后，1963年至1965年回日本名古屋大学任副教授，1965年回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在约翰森实验室做博士后，直到1980年约翰森退休。不久他离开普林斯顿，这个时候已经52岁的下村修其实还是一个博士后。在他学术生命的黄金时间里，他一直只是博士后。

1982年至2001年，他到麻省海洋生物学研究工作，兼波士顿大学教授。2001年退休后，他继续作研究，把家里的地下室作为“光蛋白实验室”，今年已经是80高龄的耄耋老者，还用家庭地址发表文章。

1960年，下村修到约翰森实验室。约翰森给他的任务是提取水母素。为了获得水母，1961年他们开了7天的车横跨美国到西海岸华盛顿州的“星期五港”实验室，那里当时盛产水母。

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谁会在乎一个32岁犯傻劲开一周的车去买点水母，然后80岁还一个人在家里玩水母的老头呢？

分析：几十年无名无利，却能甘于寂寞，在家里孤独地实验，这种执著与坚持让人动容。科学研究就需要他这种耐得住寂寞和执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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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的由来

阿尔费里德·伯恩纳德·诺贝尔，1883年10月21日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没有妻子、儿女、连亲兄弟也去世了。诺贝尔发明了炸药，取得了成千上万的科研成果，成功地开办了许多工厂，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在即将辞世之际，诺贝尔立下了遗嘱：“请将我的财产变做基金，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一年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根据他的这个遗嘱，从1901年开始，具有国际性的诺贝尔奖创立了。

拒绝诺贝尔奖的名人

萨特

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自觉自愿且发自内心拒绝诺贝尔的人，1964年，萨特凭自传体小说《词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当天，萨特便在餐馆拟写了一份拒授声明，由他的朋友在瑞典驻法国使馆宣读。他说他一贯拒绝官方的荣誉，并且表示在东西两大阵营中，他更同情社会主义阵营，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耶利内克

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没有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耶利内克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大奖。用她本人的话说，在得知获得这一如此崇高的奖项后，她感觉到的“不是高兴，而是绝望”。她从来没有想过，她本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这一奖项是应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刻的。

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瑞典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后，西方掀起“日戈瓦热”，这激怒了苏联。苏联作家、评论家、报界乃至学生等纷纷写文章或写信对帕斯捷尔纳克提出严厉的批评乃至人身攻击，苏联政府甚至想要驱逐他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就在孤独中去世了。

10.马丁·沙尔菲

我就是那个蠢货

马丁·沙尔菲现年61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教授，他获奖的主要贡献在于向人们展示了绿色荧光蛋白作为发光的遗传标签的作用，这一技术被广泛运用于生理学和医学等领域。

沙尔菲对自己获奖似乎感到意外。他说，几天前，他无意中把家里电话的铃声调小了。

10月8日早晨，他醒来听到电话铃响，以为是邻居家电话，“我有点恼火，他们怎么不接自己的电话。”

很快，沙尔菲想起当天是化学奖公布的日子，“我想知道，今年到底是哪个笨蛋获奖……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发现我就是那个蠢货。”

分析：很显然，沙尔菲没有做好获奖的准备，面对这意外的惊喜，他风直趣幽默的言辞给严肃的诺贝尔奖抹上一笔鲜活的色彩。

9.钱永健

做实验炸烂家里乒乓球桌

钱永健出生于“科学家之家”除了堂叔钱学森是著名的导弹专家外，钱永健的父亲是机械工程师，舅舅是麻省理工大学的工程系教授，哥哥钱永佑则是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

钱永健从小对化学很兴趣。小时候他的身体不好，因为气喘病只能经常待在家里，当两个哥哥在室外运动时，他就在家里的地下室摆弄瓶瓶罐罐，做化学实验。父母还专门为他买了一套化学实验用具。

很快钱永健就对这一套安全的化学装置感到厌烦。在学校的图书馆，发现了一本老旧的化学课本，里面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化学实验。

于是，钱永健开始“玩”起更危险的化学实验，甚至接触火药。一次，他和两个哥哥还用火药自制了一个手榴弹，不过手榴弹最后没有爆炸成功，只是把家里的乒乓球台的一部分炸坏了，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尽管出现了事故，父母并没有阻止孩子们的化学实验，钱永健也只是将实验地点搬到室外的混凝土露台。

分析：钱永健能有今天的成功，其实不是具有某种特别的遗传基因，而是家庭环境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化学产生了兴趣，并进行大胆地尝试和探索。

8.马尔蒂·阿赫蒂萨里

永不知疲倦的调停者

诺贝尔委员会说，授予阿赫蒂萨里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其30多年来致力于解决全球国际冲突作出的重要贡献”。

不管是作为一名芬兰高级公务员或总统或者是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任职，阿赫蒂萨里一直在为和平事业而努力。

在过去20年里，阿赫蒂萨里一直在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暴力冲突。在国际社会，阿赫蒂萨里最广为人知的成就可能是他在1990年以联合国官员的身份，促进纳米比亚从南非独立。他也因翰旋印尼政府与“自由亚齐运动”的和解谈判享有盛名。

2005年，印尼政府和“自由亚齐运动”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30年的武装冲突。1999年和2005年至2007年，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试图找到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方法。2008年，通过“危机管理倡议”和与其他机构合作，阿赫蒂萨里试图为伊位克问题寻找了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此外，他还对解决北爱尔兰、中亚、非洲之角的冲突作出了贡献。

分析：阿赫蒂萨里是一位杰出的翰旋者。以个人的力量，通过不懈的努力解决了许多国际冲突，为维护国际和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7.保罗·克鲁格曼

那个预言了经济萧条的人

我们中的多数人之所以熟悉克鲁格曼，主要缘于此前他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预言。　 1996年起，克鲁格曼即公开看谈东南亚地区尚生气勃勃的“小虎队”们，他认为东南亚的经济“奇迹”成分根本不真实，大规模的危机即将到来。尽管当时马来西亚政治强人马哈蒂尔对其公开表示不满，但随后的事情表明，克鲁格曼是对的。

克鲁格曼其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其对公众关注问题所下判断的准确度，这些准确的结论几乎总有“毒舌”的嫌疑：2000年起，他看淡美元，认为商品市场将出现长期牛市；2001年，他又认为油价可能飙涨；2006年，他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暴涨暴跌风险；2008年，他又指责布什政府救市措施不力。了的勇气令他的观点鲜明，直指保守派政客，从不讳言美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

克鲁格曼的勇气一以贯之。民主党人詹姆斯·卡维尔曾这样评价他：“假如我拥有保罗十之一的头脑和二十分之一的勇气，那我将成为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

分析：毫无疑问，克鲁格曼是勇敢的，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种大胆的行为并不等同于盲目，而是建立在自信、准确把握形式的基础之上。

6.克莱齐奥

法兰西流亡者　　 母亲是聋哑人

1940年，克莱齐奥出生在法国的布列塔尼，一个偏僻、落后，在巴尔扎克笔下富有蛮荒诗意的外省地。那里的居民至今依然保留着对神话和魔法的迷恋，而小克莱齐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不久之后，克莱齐奥跟随父母搬到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神奇海岛--毛里求斯。

虽然地处非洲，但毛里求斯混合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的多国文化，并对克莱齐奥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曾说过：“我自认为是法国的一个流亡者，因为我的童年在许多地方度过，我没有归属感。”

在如此美丽的大自然中成长，对一个作家的灵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激发。才七八岁的时候，克莱齐奥的写作天分便已渐渐崭露头角。与常人不同的还有，克莱齐奥的母亲是个聋哑人，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对孩子的爱与关怀，而克莱齐奥更是通过和母亲的手势、眼神交流，早早“开发”了观察世界、观察世人的本领，而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克莱齐奥和母亲回到了法国。战争期间，克莱齐奥的父亲因为在军队中服役，一直无法与妻儿团聚。克莱齐奥则通过如饥似渴地读书和给父亲写信，迅速增进着自己的文字能力。

分析：四处漂泊的经历丰富了克莱齐奥的阅历，为他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聋哑的母亲和远离的父亲，这看似不利的因素却培养了他的观察能力和写作能力。

5.小林诚和益川敏英

团队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小林诚和益川敏英在日本京都大学相遇，一拍即合，准备研究一些“有趣”的东西。两人个性完全不同，小林诚沉默寡言，擅长精密的试验；益川敏英则性格开朗，长于理论思维。益川敏英说：“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在脑子里做好模型，早上告诉小林，在试验中验证。”

后来获称“小林--益川理论”的对称性破缺起源理论中，两人预测，只要存在6种以上的夸克，对称破缺就能发生。但一开始，他们在模型中设定4种夸克，结果很快走进死胡同。

一天晚上，益川在家里泡澡时突然闪过一个念头：6种夸克模型如何？

第二天早晨，益川把这一想法告诉小林。小林也感到，新的模型在实验中可行性较大。在随后的暑期中，两人努力完善这一理论。随后，小林把用英文撰写的研究成果寄给学术刊物。

论文一开始没有多少人关注。一些资深研究人员甚至对他们冷嘲热讽。

论文发表之际，科学家只发现了三种夸克。两人预言的另外三种夸克分别于1974年、1977年和1995年被发现。

分析：一动一静，各取所长，相互协作，团队的力量才会发挥巨大的威力。另外，任何一个细小的灵感都有可能是成败的关键。

4.南部阳一郎

思想太超前　　 学海无涯

40多年前，当日裔美国科学家南部阳一郎提出自发性对称破缺理论时，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听得一头雾水。这一理论如此超前，以至于与它相关理论的实验至今仍在继续。“超前”是同行对南部的一致评论。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名誉教授的物理学家彼得·弗罗因德说，南部是物理学家中的“特例”。他说，物理学家可以分两种，一种人在发现某个结果后，其他人顺着这个思路，会有新发现；而像南部那样的另类物理学家，尽管人们最终能理解他们的发现，但根本想不出他们当初怎么凭空创造这一理论。南部则表示，他人口中的“天才设想”并非灵光乍现，他为这一理论思索了整整两年。

别看南部年近九旬，却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热情。他在17年退休后，仍在不懈工作和思考问题。他想活到老，干到老。中国古典名著《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是南部阳一郎的人生信条。他说，一个科学家的生活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汗水、不满和甜蜜的梦想。

分析：思想超前，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之事，必定取得别人不能取得的成绩。另外，“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信条也为南部阳一郎获得成功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3.吕克·蒙塔尼

让对手心服口服

蒙塔尼的父亲是会计师，闲暇时喜欢在家里地下室做科学实验。受父亲影响，蒙塔尼从小便对科学感兴趣。由于他祖父长期受结肠癌困扰，所以后来他决定投身医学。

蒙塔尼于1982年受邀研究是什么导致了1981年在美国首先发现的一种神秘新疾病--艾滋病。在他的领导下，包括巴尔-西诺西在内的科学家于1983年在巴斯德学院从艾滋病早期病人淋巴和艾滋病晚期病人血液中分离出了一种逆转录病毒。

1984年，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加洛也从一些细胞株系中分离出了这种病毒。加洛当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证了这种病毒能导致艾滋病。

双方此后就谁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发生争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还专门委托罗氏制药公司的专家调查。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与法国总理希拉克签署协议，约定双方平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艾滋病血液检测专利使用费，这场争端才告一段落。

对于蒙塔尼和巴尔-西诺西获奖，加洛对美联社说，他对自己没有分享荣誉感到失望。但他说，今年获奖的三人都担得起这份荣誉。

分析：科学无国界。在科学面前，名利也是微不足道的。双方不应在争夺专利权上浪费时间，而应精诚合作，为抗艾作出更大的贡献。

2.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

寻找艾滋病改变她的一生

巴尔-西诺西的生活分成两段：一段是1983年以前研究逆转录病毒与癌症的关系；一段是1983年之后，参与蒙塔尼领导的小组，寻找艾滋病原因，而后者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1983年，蒙塔尼和巴尔-西诺西从艾滋病早期病人淋巴和艾滋病晚期病人血液中分离出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毒。

艾滋病毒发现之后，巴尔-西诺西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完全奉献给了抗击艾滋病。她说，研究艾滋病既让人着迷又让人心酸。刚分离出艾滋病毒之时，她“幼稚”地以为，这一发现能很快阻止艾滋病流行；但直到现在，艾滋病疫苗研究只能说是“一连串失败”。

巴尔-西诺西工作极为刻苦：她是超过200份科研论文的合著者，目前领导着研究所一个重要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受感染者自身免疫系统对控制艾滋病的影响，以及艾滋病毒母婴传染等课题。尽管已拼命工作，但巴尔-西诺西仍然对抗艾前景感到担忧。

获奖后，她和蒙塔尼接受了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接见。两名专家心忧抗击艾滋病的经费能否得到保障，尤其担忧眼下的金融危机是否让一些需要靠援助吃药的病人“断顿”。

分析：人生的转折也许会把你带入另一片新奇的领域。巴尔-西诺西不仅刻苦研究艾滋病，还对患有艾滋病的这一弱势群体充满了同情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