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内，是在内单调递增的　　　　　　　　　　　　　　　　　　　 (　　 )

　　　 A．充分非必要条件　　　　　　　　　　　　　　　　 B．必要非充分条件

　　　 C．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非必要条件

2．某工厂有A、B、C三种不同型号的产品，这三种产品数量之比为2：3：5，现用分层抽样方法从中抽出一个容量为n的样本进行检验，该样本中A种型号产品有8件，那么此样本的容量n是　　　　　　　　　　　　　　　　 (　　 )

　　　 A．12　　　　　　　　　　　 B．16　　　　　　　　　　　 C．20　　　　　　　　　　　 D．40

1．满足条件(1，2)M{1，2，3，4，5}的集合M的个数是　　　　　　　　　　　　　 (　　 )

　　　 A．6　　　　　　　　　　　　 B．7　　　　　　　　　　　　 C．8　　　　　　　　　　　　 D．9

《〈呐喊〉自序》是鲁迅作品中一篇十分重要的作品。我们要理解鲁迅忧愤深广的思想和简括鲜明的艺术风格，都应该从这篇序文入手。

这篇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我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因之，在艺术表现上，作者突出了在表达自我感受过程中素朴、简括而又丰富、深厚的艺术个性。

述说过去的事情，容易失之流散。而在这篇序文里，自己的故事、遭遇，被作者紧紧抓住。“医病”这一问题，成了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是为父亲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作者看到的“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作者从这群看客的身上，看到的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作者由关注身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进程。同时，从艺术表现上，作者思想的这种转化，又仅仅是通过对并不曾为他人所注重的几则小事的表述来实现的，这显示出作者准确、精到的把握能力。

鲁迅显然意识到，要救治精神上的病痛，是多么的不易。他所走入的必将是一条寂寞孤单的路途。在序文里，作者不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

通看这篇序文，我们体会到，作者的用笔素朴、简括，不事铺排。这种笔触，与他深沉冷峻的思想桴鼓相应；同时作者的素朴、简括，并不意味着作者思路的单调、狭促。我们还看到，作者在描述生活琐事的同时，总是把他的笔触，抵向我们的心灵和精神。至今，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个性和触目惊心的思想，给人们以强大的感召力。

(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我于一八一八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家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出走，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放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物教员，第二年就出走，到绍兴中学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出走，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的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选自鲁迅《集外集》，《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在“绍兴县馆”(1912年5月6日-1919年11月20日)

1912年5月5日下午7时左右，鲁迅安全抵京。5月6日上午，移入绍兴县馆。

绍兴县馆原名山会邑馆，供绍兴府属山阴、会稽两县来京候补的官员住宿。宣统年间，废除旧制，山阴、会稽合并而成绍兴县，山会邑馆因此改名为“绍兴县馆”。县馆的门额是鲁迅的父亲周凤仪的朋友所写。会馆所占面积相当大，计有五十七间房，一个大厅。

鲁迅最初住在绍兴县馆的藤花馆。这里原有三间正房，东西各三间厢房，东边有座藤花池。据说鲁迅住在藤花馆的西屋，后移居至朝南的两间小北屋。藤花馆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床板缝里臭虫成群，邻居半夜经常喧哗，有时甚至聚众赌博，吵得鲁迅彻夜不眠。往往在遭到鲁迅的痛斥之后，他们才不得不稍加收敛。

1916年5月6日，为了“避喧”，鲁迅移入绍兴县馆西边一个院落里的补树书屋。补树书屋是一排朝东的正房，北边还有一棵大槐树。相传在槐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阔人的姨太太。所以尽管槐树已经长得高不可攀了，而这屋却还没人居住。补树书屋前是供着历代乡贤牌位的“仰蕺堂”，后是供着文昌魁星之类神位的“希贤阁”，院里又曾缢死过人。鲁迅住在这里，可以说是与鬼神为邻了。补树书屋虽然寂寞冷清，但比藤花馆安静多了，鲁迅在这里可以潜心工作。

补树书屋朝东的四间房，南首是一间住房，北首两间相连，门开在第二间房的中间。1917年以前，鲁迅住在南首这间房里，1917年搬到靠北的一单房里，中间一间作为洗脸吃饭的地方。由于绍兴会馆不供应饭食，教育部的食堂又办得很糟，鲁迅经常在小饭馆包饭，有时也打游击式的在街头买饭吃。客人来访时，就在县馆附近的广和居叫些炸丸子、木须肉、酸辣汤来款待。

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陈设十分简陋：靠北窗下是一张床，旁边是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书架和方桌上堆满了书籍和金石拓本。鲁迅习惯于在夜晚工作，至深夜一两点钟才睡。夏夜，蚊子多，鲁迅有时也在槐树下纳凉。他摇着蒲扇，一边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一边思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出路。从树上吐丝挂下来的槐蚕(俗称吊死鬼)，每每冰冷地落在他的头颈上。在补树书屋期间，钱玄同来过一百多次，有时一月来访达七次之多。钱玄同来时喜欢靠在藤躺椅上跟鲁迅交谈，兴致高时能谈上五六个小时。那时钱玄同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常常催促鲁迅为《新青年》撰稿。

3．钱玄同(金心异)与鲁迅的交往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复，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玄同，后废姓，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早年留日，和鲁迅同时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中文系主任，积极从事国语运动和语文改革。五四运动前夕，参与《新青年》编务，发表大量文章，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闯将。1920年后，认为白话文运动已胜利，遂“功成身退”，并逐渐与鲁迅疏远。据《鲁迅日记》，自1917年8月9日起，钱玄同为《新青年》约稿，曾多次访问鲁迅。

1．《呐喊》的篇名和写作时间

《狂人日记》1918年4月　　　《孔乙己》1919年3月

《药》1919年4月　　　　　《明天》1920年6月

《一件小事》1920年7月　　　《头发的故事》1920年10月

《风波》1920年10月　　　　 《故乡》1921年1月

《阿q正传》1921年12月　　　　　　 《端午节》1922年6月

《白光》1922年6月　　　　　　　　 《兔和猫》1922年10月

《鸭的喜剧》1922年10月　　　　　 《社戏》19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