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荣国府的至亲贵戚，林黛玉也不例外地是那一社会统治阶级中人。她出生于一个世袭侯爵、支庶不盛的书香门第，这就是为那一时代不少人羡慕不已的所谓“清贵之家”。官僚的父亲，因为“聊解膝下荒凉之叹”，把这个独生女儿提到男子的待遇来抚养，从小便教她读书识字，爱之如“掌上明珠”。看来，她有着一段比较娇惯的、不受拘束的童年生活。但是，由于先天的体质纤弱，再加上母亲的早丧，使我们又看到，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又笼罩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这个清贵的官僚家庭，似乎没有来得及对她进行更多的阶级教养；也似乎没有来得及把那一社会给女人所规定的一切，带给她以深刻的感受；而是只给她的终身留下了一个空洞而温暖的回忆，让她向社会人生迈开了第一步。为了“减轻父亲的内顾之忧”，她来到了正是“花柳繁华”的荣国府。

　当她一跨进荣国府的大门，立刻就被封建家庭里面的“脉脉温情”包裹住了。贾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儿肉的叫着哭起来”；王夫人吩咐人拿出缎子来为她裁衣裳；凤姐也携着她的手说：“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不好，也只管告诉我”，并且又立即叫人赶紧去为她收拾住房……。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孙女儿，不仅一登门槛就受到了这样盛情的接待，而且此后贾母对她的“万般怜爱”，既把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倒且靠后”了，而且“饮食起居，一如宝玉”。的确，在荣国府里谁曾受到过这样的宠遇？怜爱已经达到至高的程度了。荣国府里的人们，谁不对这个“举止言谈不俗”的姑娘，投过来尊敬的、热络的目光？

　不仅如此，那个使她一见之后便发生异样感觉的表兄，又与她“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其亲密处，“亦较别个不同”……

　还是启开了那绝代悲剧的序幕？

　复杂的生活现象，首先就是为我们展开了这样的“人生之谜”。

　初到荣国府时，我们看到林黛玉留神地观看着一切，彬彬有礼地应接着一切。她似乎谨记着母亲的遗言：“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因此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

　这样谨小慎微地做人，也许自有它的好处吧？

　可是，我们又看到，她似乎并没有认真这样做。她很快地就给荣国府的人们，留下了“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印象。

　原来，她初来时的那种“留心”、“在意”等等，只不过是从这样的一个动机出发：“恐被人耻笑了去。”毋怪乎她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好感，而只是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着高度自尊心的少女。

　但是，命运仿佛恶意地拨弄着她，不久她的父亲又死去了。当她回到故乡去料理过丧事，再回到荣国府中来时，这时她已经不是来此作客的扬州盐课林老爷的小姐了，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前来投靠贾府的亲戚了。处在这样的情势下面，自尊心显然失去了安放的地方，而她的“孤高自许”也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了。

　但是，这处境的改变，并没有使这个少女的生活态度也跟着改变起来，而是似乎更加挑起了她的心高气傲，更加使她多疑地注视着周围，唯恐有人对她怀着歧视和轻蔑。周瑞家的送来了两枝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它的“维妙新巧”，而是是否“别人不挑剩下的”。元春归省时，大家赋诗行乐，她本可以随声歌颂一番，但她一心只想“大展奇才，好将众人压倒”，后因不能“违谕多做”，便“胡乱做一首五言律应命”。贾母为薛宝钗庆祝生辰，她心里感到不快，这原是不宜流于言表的，但她偏偏露出“不忿之意”。史湘云说她像戏台上的小旦，众人都笑着附和，她本来也是可以一笑付之的，但她却敏感地觉得，这样的拿她和“戏子”相比，是一种带有轻蔑意味的“取笑”，因此大为不满，不禁怒形于色……

　看来，在这个少女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敏感和自尊。她的气量显得是如此的狭小。但这一切，总是由于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隐痛，这就是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她不安于这种命运，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种矛盾，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于是她的心境就永远得不到平静，并且招惹着许多看来是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

　有一次，她去敲怡红院的门，晴雯误以为是丫头，便拒绝开门。这个纯粹的误会，想不到竟是这么严重地挫伤了她。如果她真的在门外“高声问她”，事情也就解决了。但寄人篱下的处境，不容她多想，只是立刻在她的心里唤起了这样的感觉：“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呕气，也觉没趣。”真的，再没有甚么比损害了这个少女的自尊和触痛了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更能使她伤心的了。那一夜，她“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第二天，她看见落花满地，便触景生情地写出了那篇有名的《葬花词》。

　落花，把那一时代，只能任人践踏不能由自己主宰的妇女命运，在她的心里唤醒了。

　但是，这个少女不能认识得更多，她把这种命运的不能解除，都归因于自己的没有家。于是，她害上了无可解除的思家的忧郁症。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乃至自然界的落花飞絮、秋风秋雨等等，无一不在她的心里引起无家的哀痛。整个世界在她的面前，仿佛都变成了制造眼泪与忧愁的原料。

　看来，这个外祖母家并没有对她显出厚薄，一切都待她以小姐之礼。她仿佛是用太多的猜疑和过量的偏狭折磨着自己。她似乎看不到，用钱如淌水的贾府，那里会在乎这个外孙女儿的衣食费用？同时又何尝在她的面前露出过丝毫的“小家”气派？更何况封建家族太上权威的贾母，是这样的“万般怜爱”着她；她的失去父母，不仅没有因此受到歧视，倒是更加引起了这个老太太的温情与疼爱。的确，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好亲戚的门里，有什么必要，这样念念不忘于自己的伤痛呢？要是换上另外的一个人，不是早已感到幸运吗？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林黛玉为人的非常微妙的魅力。

　原来，这是一个永远不用别人的衣裳，来忘掉自己寒冷的人。这是一个永远不把别人的怜悯和施舍，当作自己的幸福的人。同时，这又是一个愈是处在屈承的境遇底下，就愈是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的人。

　这样的性格，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就成为一切痛苦的来源。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一个人所能享受和痛苦的，都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东西。”因此，林黛玉的痛苦，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更不是由于自尊，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并压迫着这种自尊的私有制度。私有制度，这是一切痛苦和罪恶的总根源。

　在一切以家为起点的中国封建家族社会里，一个人的价值、尊严、地位等等都是以家私来计算的。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家有万贯，身值万贯”等等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形。因此，一个没有家的人，就等于失去了他的全部身价，整个世界就好像在他的面前竖立起来，没有一块是属于自己立足的地方。失去家的林黛玉，虽然在贾府里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处，但是私有社会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种种界线、种种观念以及其它许多精神上的障碍，并没有在她的心里消除。同时，更没有在周围的人们心中消除。

　而且，私有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那许多仇视、倾轧、争夺、欺诈等等，每天每日在荣国府的围墙里面、在林黛玉的身边发生着。面对着这种情形，连那个还不十分懂事的丫环佳蕙都发出这样的慨叹：“这地方本也难站！”难道在那许多势利的眼光下，一身之外无长物的林黛玉可以安下心来？

　不仅如此，即使是这个家庭里的正式成员，又何尝能够安下心来呢？小姐探春说得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种感受，在林黛玉这个外来人的身上自然就更要加深一层了。实在说来，人们恭敬她，只不过是因为恭敬太上权威的贾母。同时，别人所给她的这种疼爱，既然可以慷慨地施舍，当然更是可以合情合理地收回。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果然如此？是的，要是非等到别人露出脸色，才开始感觉到仰人鼻息的悲哀，这已经几乎是每一种人都可以达到的“品格”了。

　由此可以看出，林黛玉的多疑和敏感并不是她自己找来的毫无根据的痛苦。倒是透过了她的这种多疑和敏感，让我们看到了，那一社会是具有着一种甚么样的魔力！它可以隐秘地、曲折地折磨着一个人，并且把一个人损伤以后，甚至会使你觉得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

　林黛玉毕竟是单纯天真的少女，她幻想着与贾宝玉的爱情有朝一日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配上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形式，成为合理的存在。但美好的幻想无所附丽，结局如何，林黛玉没有贾宝玉那样乐观自信。她担心着“不知将来如何”，更多的是预感到这爱情的悲剧结局。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林黛玉正是在将爱情发展成为婚姻上碰到了更大的威胁，也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事实是确实有一团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宝黛爱情上空，而乌云的制作者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贾母对她的“心肝”宝玉的配偶的选择，是长期萦绕于心的重要问题，贾母对此早已关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宝玉的妾的候选人，贾母就选中了晴雯，并把晴雯给了宝玉当丫头，说：“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别的丫头“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贾母对宝玉的妾尚且这样用心，对他妻子的要求就更高了，选择自然更加慎重了。

　林黛玉的小心眼儿，尖齿利牙，得罪了周围好多人，失去了友军。除了宝玉和贴身丫头紫鹃之外，贾府上下没有人关心她，也没有谁替她着想。她还处处不饶人，别人不敢说的话，她偏说。如宝玉和袭人的暧昧关系，大观园中无人不知，但谁也怕捅破这层纸，只有黛玉敢一语道破，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她的性格孤傲，如他对王夫人的心腹、怡红院中的内奸，竟一点也不顾忌，直率的惊人。封建蒙昧主义最野蛮的地方，往往对人的个性施以暴虐和残害，人性发展加以束缚。在这里，真实的个性存在本身就是叛逆。

　曾经一度视黛玉为掌上明珠的贾母，在意识到黛玉的心事后，明确表示不能将她许配给宝玉，并在薛林两人比较后明显倾向于薛宝钗。王熙凤在贾母的态度明朗后，便使出了“偷梁换柱”之计，对宝玉说给他娶林妹妹而实际上给他娶的是薛宝钗。“风刀霜剑严相逼”，林黛玉在绝望中一病不起，临终前在绝望悲愤之中，焚烧了象征着她与宝玉纯洁爱情的诗帕和记载着她心声的诗稿。

　可见黛玉之死，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林黛玉性格上的缺陷掩盖不了她叛逆思想的光芒。当她的爱情幸福被扼杀时，表现得那样的勇敢、决绝，她以死向黑暗的社会表示强烈的反抗。至此，她的叛逆性格到了高峰。一个美丽、柔弱、勇敢、决绝的悲剧形象，便深深铭刻在读者心中，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另十论：

　林黛玉在贾府十分孤立无援，她惟一的知己是贾宝玉。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之火，一旦失却这爱情，生命也就终结。

　林黛玉不能离开贾宝玉，更不能失去贾宝玉的心。但是，在初恋阶段，他俩若即若离，互相试探，都不肯把真心掏出来。尤其是林黛玉，她在对贾宝玉的真心还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肯轻易地流露出自己对贾宝玉的恋情，因为她很自尊自重。这时的贾宝玉，对纯洁少女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使林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

　林黛玉执著地追求爱情，但是当贾宝玉借《西厢记》词语，真正向她表示爱情的时候，她反而要嗔怪他。第一次，林黛玉与贾宝玉共读《西厢记》，她“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贾宝玉趁机向她表示：“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却气得“带腮脸儿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来了，还学了这些混帐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妈去。”第二次，贾宝玉又借《西厢记》中张生对红娘说的一句话对紫鹃说：“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再次向林黛玉表示爱情。而林黛玉呢，“登时撂下脸来”哭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来了，看了混帐书，还学了这，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爷们解闷的。”并且立即“往外走”。林黛玉这些言行又是多么的矛盾呀！她天天缠着贾宝玉，为得不到贾宝玉的爱情日夜受着痛苦的煎熬，弄了一身的病。但贾宝玉一旦有了表示，她又摆出一个贵族小姐的架式，把内心也认为是“好文章”的《西厢记》，斥之为“淫词艳曲”、“混帐书”，并不惜搬出贾宝玉最害怕的紧箍咒--贾政的权威来压贾宝玉，这不是太“乖张”了吗？其实不然，贾宝玉是贵族公子，身上多少沾染了贵族的坏习气，林黛玉没有看到他的真心以前，是保持着警惕性的。林黛玉所以不能接受贾宝玉逢场作戏式的表达爱情方式，因为她追求的是真爱。

　贾宝玉在林黛玉真挚爱情熏陶下，不仅在史湘云面前称赞林黛玉不说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勇敢地对林黛玉献上他的心，并送上定情的信物--两条旧手娟。这时林黛玉已经确证贾宝玉对她是真爱，从此以后，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口角，林黛玉对薛宝钗、史湘云的讥讽也少多了。

　黛玉的小心眼似乎人人皆知，然而还应看到，她的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林黛玉在没有与贾宝玉定情之前，她对两个情敌--薛宝钗、史湘云有些“小性儿”“见一个打趣一个”，有时简直到了不太近情理的地步。如薛宝钗生病，贾宝玉去看她，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黛玉见了，心中不悦，竟说出“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样带刺的话，使薛宝钗和贾宝玉都下不了台。

　然而真率的林黛玉，在她几乎毫无遮掩地表露着自己的缺点的同时，也在向人们敞开了她那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眼中心中，容不得微尘，也不记得微嫌。当她对某人某事有看法时，可以锋芒毕露地直陈己见，但这只是就事论事，论过陈过之后也就丢在了一边。正是凭这种待人以诚的直率，她赢得了姐妹们的友情，谁也没有将“行动爱恼人”的林妹妹当外人。如果什么时候缺了她，大家也同样感到空虚与寂寞。她毕竟有一颗晶亮的灵魂。小性儿，尖酸刻薄，只不过是美玉上的小瑕微疵罢了。

　在大观园里，她似乎只有与薛宝钗结怨太深了，那是因为她曾一度将宝钗当自己的情敌。但正是她们后来又“互剖金兰语”，结成“金兰契”，谱成了友情中最动人的篇章。她被宝钗善意的批评所感动了，深情地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于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她向宝钗说的一番话，就如一篇深刻的自我反省。说明她往日所以容不得别人的缺点，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听不得别人赞宝钗，是因为他始终以为宝钗“心里藏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少女自尊得有点偏执的内心世界，又变得虚怀若谷、率真坦诚了。

　周瑞家的送宫花，本来只是抄便道走，未分高低贵贱，却恰巧最后给了黛玉，这便引起了这位姑娘的惊觉：“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等周瑞家的回答：“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立即来了个顶门针：“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倘使林、贾二家没有门第差别，黛玉决不会从送花的先后顺序敏感到高低贵贱之分.　

　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变成了“惟恐被小人看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从形景看，不是单冲着周瑞家的，实质是也是冲着薛姨妈与贾府的，她要借送宫花这件小事，称一称自己在皇室与侯门家庭称盘上的份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脂砚斋在批这一段时道： “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天性”云云，就是指这种偏执得令别人有点受不了的自尊。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却最肆无忌惮的伤害着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她想得到的却恰恰是失掉的，这个细节无疑是黛玉性格底色的点睛之笔，所以脂砚斋才郑重指出“从骨中一写”。

　人当然不能没有自尊，但她自尊心太强了，便会发展成为小心眼。等到史湘云说唱小旦的戏子有点像她的时候，林姑娘的微嗔薄讥就变成了雷霆震怒了。不过，她这一次注意到了身份，当时并没有发作出来，回到住处才连珠炮式地向情人倾泄：“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一节还怒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你安得什么心？莫不是她和我顽，她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候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丫头，他和我顽，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你的好心，只是那个偏又不领你的这个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第22回)在这里，林姑娘把人格价值与门第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比作戏子犹可恕，而把湘云看得比她高贵则是不可忍的。虽然这只是她的分析，宝玉并非此意。不过我们不要被黛玉的强词夺理所迷惑，其实最不可恕的还是把他比作戏子。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耻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发泄了这么一大堆，这也正是她维护自尊心的一种鲜明的表现。

　其实，对林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她所以要时时刻刻在人前要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蔽饰她内心的自卑。

　在通篇《红楼梦》中，作者对林黛玉的外在美描写并未花费太多笔墨。然而就是那着墨不多的描写却给人留下了极其美丽形象。我们可从开篇的“降珠仙草”得“受天地之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换得人形”，这些句中体会到“仙草化身”一种超凡脱俗，得天地精华的清秀非凡之美。一切自然造化都是美的，一草一木俱是，更何况是一株得受天地精华，甘露滋养的“仙草”了！此时作者虽然尚未直接描述黛玉之美，但在读者心里，早已对这株“仙草修成的女体”心仪已久了。到此作者已经成功塑造了黛玉一种“清秀灵幻”的美丽形象。

　黛玉初进贾府，作者也未直接着墨来描写她的外在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看出林黛玉的美。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这话虽未直接写出黛玉的美丽，却给读者在心里留下了一个“绝美”的形象。我们再从宝玉的眼来看看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竟称她为“神仙似的妹妹”。笔至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绝美”黛玉已跃然纸上。这便是林黛玉的“外在美”。然而她的“外在美”是“娇袭一身之病” “病如西子胜三分”的病态的美，就象是个“捧心西子”。

12．已知向量， ， ．

　 (1)求的值;　

　 (2)若， ， 且， 求．

11． 已知函数　 ．

　 (1)求函数的最小正周期；

　 (2)求使函数取得最大值的的集合．

10． 已知：，．

　 (1)求的值；

　 (2)求的值．

9． 一货轮航行到某处，测得灯塔在货轮的北偏东，与灯塔相距海里，随后货轮按北偏西的方向航行分钟后，又得灯塔在货轮的东北方向，则货轮的速度为每小时　　　 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