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下列5个短句改写成一个语意连贯的长句，不要改变原意。(5分)

2008年2月23日，首都机场3譬航站楼进行转场前的最后一次演练。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有8000余名“旅客”参加。托运行李7000余件。模拟进出港的国内、国际航班146架次。

答：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以下题目

回　家

许达然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噪着要回家。有乡思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连没老家的也要返乡间。

西方人的乡情虽也诗意，却不如中国的丰富深刻。希腊史诗《奥德塞》叙述伟大的回家旅程，但自荷马以后，西方人漂泊更远了。英国作家却斯特顿认为英诗里最美的一行是“遥远的在山那边”。有些诗人，像格雷、朋斯、丁尼生，也写过类似的诗句。一直到当代小说里，海明威的老人在鱼被吃后，想起究竟什么打败他时，他大声自答：“没有，是我走得太远了。”然而走远后，西方人并不一定像中国人感到“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秦观）。这归心在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上，也在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上；无动词，因诗意已被乡思贯通了。乡思扩展了民族与历史意识。英文里的“父土”“母土”，或“家土”，我们叫“祖国”，把时间推得更远，感情拉得更近了。英文里的“生地”或“家镇”，我们叫“故乡”，把时空亲切地连在一起。中国诗人甚至把空间概念“旧家”或“故家”当作时间概念“从前”用，仿佛提到过去就想起家。

家与孝牵住中国人，照礼不许远离。然而留在家有时更要挣扎。唐朝王建有首诗写被官吏差遣的水夫，胸被纤索擦破了，脚被石砾割裂了，曾想溜掉算了，却又觉得“父母之乡去不得”；孝思使他忍痛拉船。离家既然出于不得已，出门前就拜祖宗，保佑早回来；有的还从井里挖出一把土，在异地生病时当灵丹服，想家时当亲人抚，而识字的就写诗了。

开始是离开后，偶尔忆起的浓甘薯香；逐渐是流浪中，时常遇见的薄人情味；后来是泥泞思路上，一踏就滑倒的激情；再后来是拥抱祖乡的意识。结束前，惨的是归不得：“我已无家，君归何里”；悲的是不得归：“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妄的是不敢归，被江南迷住的韦庄甚至还吓别人“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但一般人的肠很有韧性，由于谋生、灾难、做官、放逐、当兵、亡国而离乡的，即使空肠也要回家。

出外谋生的盼望回去团圆。只因拒绝补破网而出去，回来就不愿是补破梦。虽然无地，仍要生儿女，自己只好出去，留下怨妇望君早归，硬望成石头了。即使有地，也不够女儿耕，儿女只好出去，想出头天。同样奋斗，不同遭遇，以至有敦煌抄卷提到的富不归贫不归，再贫下去就死不归了。为生活，甚至不得不出国也已几百年了。在异邦，用筷子，怎样夹都不如家乡味；思想起，怎样卧都不像长城；捧唐诗，怎样吟都不成黄河。再不如，不像，不成也要精神上认同；然而身在国外嚷叫心爱国内，口再响亮头顶的仍是别人的天空。不愿空做烟囱冒烟，袅袅，了了，乡思却变成精神分析家艾利克生所指的自责，责备自己脱离了把自己踢出的土地，良知吵着要回去。

即使几乎什么都有，做官的也叫不如归。中国的官僚制度一向发达，为了公正防私，不准在故乡当官。当官的在外，因大家不认识反而歪哥。他们被罚怀乡，偶尔圣贤起来学在陈国时的孔子吵着要回家。清朝来台湾当官的大多要尽快捞回家，像凤山教谕吴周祯苦吟“落落竟忘归”是例外，连少数好官像孙元衡都哼“他乡莫望远”。从前好官也被功名误，慨叹“故乡回首已千山”（陆游），但也有不全为功名的被放逐后更发愿回去服务。屈原早就用很多“兮”标点实话了，以后敢说实话建议或抗议的，都不怕到荒野想家。

到比荒野还恐怖的战场打战的士兵数着归期。不像西方个人主义的反战诗很少提起家，从前中国诗反战的一个原因是要回家，早在《诗经》里就表达得很清楚。回乡“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徂东山”归来的士兵，段段“零雨其　蒙”，回到家却发现妻已改嫁了。未婚的木兰从军，听到黄河呜咽，胡骑叫嘶，就听不到父母叮咛；凯旋后天子要把官衔给伊，伊毫无兴趣，因要快回去！人民防守边疆为的不是争功名而是保乡土。唐朝征战繁多，边塞也苍凉了。听到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日日双眸滴清血”（贯休）。战士流血未死还流泪，只因要回家。

既然想家就振作回去。归途心情“百尺风中旗”（孟郊），行路更难，“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宋之问）。终于回到祖地，有的用胡语胡吹，乡人越听不懂，他越得意。有的乡音依旧，但未离乡的孩童不认识老头，“笑问客从何处来？”（贺之章）幸亏仍懂乡音，没被撵出去。从前吴越王钱镠回乡后，也学刘邦把酒给乡亲喝并唱歌；但歌文雅得没人听懂，他改用乡音唱山歌时，大家才欢快的合唱。回乡有的只唱唱，有的要长住。陶潜住下后，比喻自己是失群鸟飞回孤松潜起来，并不想服务乡土；他一大早出去耕种，晚上才“带月荷锄归”，穷得开心。回乡有的满怀壮志，发现早已无家了，但总坚信家是自己创造的，最好在故乡。

1、文章的第二段讲到，西方人与中国人的乡情虽也有诗意，“却不如中国的丰富深刻”。请你结合文段作出简要分析。

2、正确理解文中句子的含义。

“有的还从井里挖出一把土，在异地生病时当灵丹服，想家时当亲人抚，而识字的就写诗了”

3、文章引用大量古今中外的诗文，从写作的角度看，这样是为表达什么？

4、文章最后一段中说到钱镠回乡请乡亲喝酒唱歌，但歌文雅没人听懂，他改用乡音唱山歌时，大家才欢快地合唱。这一事例说明了什么？

5、从下列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300字左右的赏析短文。

（1）从写作方法的角度，分析这篇文章的写作特色。

（2）分析这篇文章的思想主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25分)
能说会道也莫言
胡殷红
①莫言的责编拉着我第一次去见莫言，是他的小说《檀香刑》刚刚交到出版社时。他虽名“莫言”，我却早已“如雷贯耳”。很早之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我们中国作协宴请他时，除了谈鲁迅外，他居然百里挑一地只赞美了莫言，而且特别“精确”地把莫言的短篇小说列入世界前五位。
②莫言笑眯眯地坐在我对面，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跷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③莫言看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脑袋，憨态可掬地摸摸发卡，生怕我伸手把那劳什子扯下来，其实我也没那么勇。你想啊，挺著名的一个人物了，仍能保持身心的悠然自得，容易吗！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④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副实”。就说他在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告诉我说，他的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我挤对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表，穿的也是假名牌，他这次回答倒简约了：可以省钱嘛。看来，别说见记者，他就是上电视，也是冬天大棉裤小棉袄，夏天布衬衫旧军裤，衣着审美水平相当凑合。
⑤30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可谓“巨大”，但30年后，莫言读到了它的不足，这表明了莫言的进步。他觉得马尔克斯和他有共同的缺点：都把短篇的情节写到长篇里去了。所以，提到“重复”这个问题，莫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历数“老马”作品中的不足时，真能算倒背如流。
⑥在《十月》杂志颁奖会上，莫言的《生死疲劳》拔了头筹。他把古典小说章回体做成小说标题，有人说他是“旧瓶装新酒，故弄玄虚”，可这个小伎俩确实是奏效了。尽管我也觉得莫言这么个写法，跟穿旗袍骑自行车似的。对此，莫言给了记者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我不是想创新出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小说怀念起中国古典文学。大家听听，想通过这个小标题就能让现代“哄客”们怀念古典文学，他也太会说辞了。但我确实认为，他让一个地主“猪狗不如”地“千年等一回”，等着做牛、做驴、做猪、做狗、做猴，这种奇思妙想只有莫言那个大脑袋能想出来，看似写历史，又像写现实。这部作品中，有让人读来笑得喷饭、也让人想哭的语言艺术，不服不行。可以说，莫言的每部小说都是语言狂欢，感觉诡异，并且颇具庄子“鲲鹏万里”的想象力，细细体味，含意都挺深的。正如他著文说他是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⑦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他本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密切相关。莫言从小懦弱，家里穷，常受人欺负，胆子还小，别说杀鸡，连看杀鸡都不敢，但他的作品却总是“杀气腾腾”。这要按心理学家分析，那一定是他童年“印痕”造成的，难怪他明明能说会道，又总要求自己“莫言”呢！
(选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12期，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张友鸾：报纸岂可无风趣
张伟
张友鸾终生坚持报纸应该“有趣”。
1953年他本已脱离报界，安心摆弄着古典文学研究，然而1957年的一次谈话上，他终于坐不住。他批评当时某些新闻写得公式化，“好像有一个套子”。而更令他恼火的是，报纸的标题刻板僵化，“今年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
这番言论显然不是凭空而发。张友鸾本人，在近三十年的报界从业经历中，设计标题历来是以用心、精致著称。即使一则普通气象新闻，他所取标题也别有趣味。一次，南京连日阴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提笔写出新闻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令许多人过目难忘。
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的新闻，他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他最为人称道的标题，则是抗战结束后，郁达夫在南洋逝世，夫人王映霞不久却嫁给某轮船公司经理，他将两件事同在《新民报》刊出，并加标题：“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客死南洋。”，
在《新民报》任总编辑时，他对社会新闻、大小消息都十分在意。“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日，他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他题为“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而报道贫富差距，他又取标题叫“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
同时代人把他称为“最有风趣的报人”。时人评价，张友鸾“熟知民国史事及掌故轶闻，夜间编务之暇，一烟在手，濡笔为文”，“情韵连绵”，“妙语如珠”。他记事怀人，文章虽小，却“令人忍俊不禁；于笑声中每有所得”。
生活处世，张友鸾也有这种风趣。抗战时重庆房价极贵，张友鸾一家近十口人，靠报社周济，才在附近一处空地搭起3间“捆绑房”。墙用竹片编成，和上泥巴，屋顶用茅草覆盖。有人给这3间茅屋取名曰“惨庐”，他也因此被人称作“惨庐主人”。不过，如此窘况，张友鸾却“精神高昂乐观”，依然经常吟诵陆游的诗。
他主持过的报纸，先后有4家被查封，他自己也曾经遭到地方当局驱逐，稿件被扣，报纸“开天窗”也是家常便饭，他却一概“倜傥不拘”。从照片里看，他“银髯飘飘，有世外之致”，虽然历尽坎坷，却“总带着睿智而宽容的微笑”。
不过，这种风趣有时也会失语。一次遭受批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取“胡予长”的笔名，他灵机一动，说：司马迁叫司马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不料对方大喝一声： “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
风趣一生的张友鸾，顿时“哑口无言”。
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古典文学编辑，张友鸾自此与报纸无缘。这位力求报纸“有风趣”的总编辑，渐淡渐远，即使新闻专业学生，也不再知晓他的名字。直到即将辞世，家人回忆，他已失明的眼睛忽然显得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这时，离开报业已近四十年的这位“办报全才”，嘴里依稀说着“新闻”、“发稿”、“出版”等词语，却已讲不出连贯的句子。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1日，有删改)
[注]张友鸾(1904—1990)：安徽安庆人，历任北平<世界日报》、上海(立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总编辑。   
【小题1】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两项是(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张友鸾：报纸岂可无风趣
张伟
张友鸾终生坚持报纸应该“有趣”。
1953年他本已脱离报界，安心摆弄着古典文学研究，然而1957年的一次谈话上，他终于坐不住。他批评当时某些新闻写得公式化，“好像有一个套子”。而更令他恼火的是，报纸的标题刻板僵化，“今年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
这番言论显然不是凭空而发。张友鸾本人，在近三十年的报界从业经历中，设计标题历来是以用心、精致著称。即使一则普通气象新闻，他所取标题也别有趣味。一次，南京连日阴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提笔写出新闻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令许多人过目难忘。
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的新闻，他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他最为人称道的标题，则是抗战结束后，郁达夫在南洋逝世，夫人王映霞不久却嫁给某轮船公司经理，他将两件事同在《新民报》刊出，并加标题：“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客死南洋。”，
在《新民报》任总编辑时，他对社会新闻、大小消息都十分在意。“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日，他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他题为“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而报道贫富差距，他又取标题叫“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
同时代人把他称为“最有风趣的报人”。时人评价，张友鸾“熟知民国史事及掌故轶闻，夜间编务之暇，一烟在手，濡笔为文”，“情韵连绵”，“妙语如珠”。他记事怀人，文章虽小，却“令人忍俊不禁；于笑声中每有所得”。
生活处世，张友鸾也有这种风趣。抗战时重庆房价极贵，张友鸾一家近十口人，靠报社周济，才在附近一处空地搭起3间“捆绑房”。墙用竹片编成，和上泥巴，屋顶用茅草覆盖。有人给这3间茅屋取名曰“惨庐”，他也因此被人称作“惨庐主人”。不过，如此窘况，张友鸾却“精神高昂乐观”，依然经常吟诵陆游的诗。
他主持过的报纸，先后有4家被查封，他自己也曾经遭到地方当局驱逐，稿件被扣，报纸“开天窗”也是家常便饭，他却一概“倜傥不拘”。从照片里看，他“银髯飘飘，有世外之致”，虽然历尽坎坷，却“总带着睿智而宽容的微笑”。
不过，这种风趣有时也会失语。一次遭受批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取“胡予长”的笔名，他灵机一动，说：司马迁叫司马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不料对方大喝一声： “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
风趣一生的张友鸾，顿时“哑口无言”。
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古典文学编辑，张友鸾自此与报纸无缘。这位力求报纸“有风趣”的总编辑，渐淡渐远，即使新闻专业学生，也不再知晓他的名字。直到即将辞世，家人回忆，他已失明的眼睛忽然显得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这时，离开报业已近四十年的这位“办报全才”，嘴里依稀说着“新闻”、“发稿”、“出版”等词语，却已讲不出连贯的句子。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1日，有删改)
[注]张友鸾(1904—1990)：安徽安庆人，历任北平<世界日报》、上海(立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总编辑。   
1.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两项是(5分)

E．本文以大量史料上的评论为主，以事件的叙写为辅，展现了“办报全才”张友鸾的精神风貌。
2.根据文章简要分析张友鸾的主要性格特点。(4分)
3.文章以“张友鸾：报纸岂可无风趣”为题有什么作用?请谈谈你的看法。(6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在风暴中抠住两颗石子
1974年12月3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 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在人人穿黄绿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并不奇怪。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服用。有关部门曾有意调他，他却坚持留在上海——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他被撤职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车辆开动之时，也就天色欲晓了。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生。
一个月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凭此，他冲破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樊篱。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取得顾准这样的成就，是因为知识面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抠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顾准后来说过，那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习惯一旦养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他在日记里写道：“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那时他早已没有了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人家拉完。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某地，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与他一起被下放的吴敬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责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的神态。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个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个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顾准就是这样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反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沉痛反思，回到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这也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节选自《读者》2010年第八期)
【小题1】下列对传记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