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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一篇论述文，回答下题。

文艺创作：少一点低俗，多一些责任

　　①这些年来，创作的尊严面临严峻的挑战。创作成果被随意地歪曲，经典名作被任性地拆分；只要点击率高就好，只要票房收入多就好，只要名利双收就好。这种流行文化的无序状态正影响着阅读者的视听，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对流行现象的理性判断。究其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还是文艺创作者的责任意识缺失。

　　②历史终会以其特有的坚韧来淘沥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品，作品价值是要经过历史来证实的。而时下的创作却越写越粗糙，创造态度也越来越轻薄，作品流于表面的热闹和肤浅已渐成势头，迎合与屈从的态势正在蔓延。在商品社会的物欲享受中，人们像是急了，急着出书，急着出名，急着抓钱，急着要那些很现实的东西，急着把那些能装扮自己的光环都罩在自己头上。囿于一室之中，通过网络的便利下载着自己的梦想，写作状态越来越倾向于闭门造车，仿佛一夜即可成惊世之作。其实，电脑网络抓去了你的眼球，也抓走了你的认识和判断力，使你眼界不宽，胸怀狭窄，毫无生机。这种剪接，拼凑成的“创作”，是丝毫没有生命力和美学价值的。

　　③当盛行的风气把消遣和娱乐奉为第一宗旨，那么创作的目的自然是把迎合与趋从当成立身的准则，结果是投合了市场的趣味，降低了作品的美学标准，丧失了作者的人格魅力，搅乱了大众的视听评判。大多数人根本不从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精神来进行思考和创作，很少有人从民族的世道人心来触摸时代脉搏，透过风云变幻的表象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是想经过简单的克隆和复制，毫不费力地收取名利，结果是平庸自不必说，道德沦落则日见明显。

　　④媒体工作者既不能把极端个性的东西展现给观众，也不能把极端个人的观点强加给大众，要把对观点的解读放到时代的背景上去阐述，要把对真理的感悟放到大众的层面去引导，把对艺术的表现放到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去挖掘；站在观众的角度去尊重他们的理解，站在思想的高度去提升他们的境界；以创作的严谨和责任意识来从事自己的工作。某些文化人在利益的驱动下，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创作粗鄙化的行列中，在娱乐新闻里“发掘”材料，在茶楼酒肆“激发”智慧，在流行时尚里“附会”思想，几乎成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流向。写作正在失去基本的朴拙和大气，文学的星空划过了太多爱情的弧线和哭泣的泪痕，作家之“心”越来越娇气，创作成果越来越小器。面对这种状况，要让创作走出困境，有必要建立一种学术秩序和道德规范。

　　⑤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容忍错误的倾向，总是沉默，必须有清醒者站出来说话，坚守住人类精神的“月亮”，这是一个时代的迫切期待。可是现实中人们都是希望别人去守住“月亮”的孤独的树，而自己则愿作树的旁观者。殊不知，这正是社会缄默的缘由，一个充满思想活力和精神自由的社会全然不是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成就不仅是他写出了惊世小说，更在于他用杂文和人格为民族立起了不屈的脊梁。

　　⑥古人曾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至情，“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执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浩气。我们应该少一些物欲的功利思想，多一些写作的平常心；多一些可传承的思想创作，让人涵咏，让人沉醉，让人扼腕悲吟，让人为之倾倒。对时下越发时髦的著作等身，隐含其后的忧虑是人们的现实焦躁和真正创作能力的降低。“剑桥宽敞明亮的教工休息室里，只是在最右边不足一米半宽的架子上，展示着本系教工的科研成果。如果从梅特兰开始算起，100多年来这里教师的成功仅一小架，委实不能算多。”这是留学剑桥的学者最切实的感受。实际上真正的创作成果即便是鲁迅先生也不过五六百万字，一本《老子》也仅五千言。但谁能否认其经典的巨大价值？

　　⑦宋代鸿儒张横渠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当成自己的读书理想，我们也应以此为文学创作中自觉遵守的规范和准则。若如此，那是我们这个时代幸甚，我们国家幸甚，我们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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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来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事实上，所有辛亥志士无不是由爱国精神所驱使而投身于革命的。鲁迅写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吴玉章写过“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的诗句，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共同心声。他们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求取国家的富强，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选择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甚至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魂牵梦绕的关注，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执着不屈的追求，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支向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独裁政权宣战的战斗队伍。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重要目标；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与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孙中山先生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一群开始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革命者，要推翻一个虽然已经腐朽却还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并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作后盾的清王朝，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辛亥志士们勇敢地直面困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个概括，既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经历的真切写照，也是许多辛亥志士的共同品格。女革命家秋瑾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起义前，给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诀别书：“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对于这些革命先烈，我们由衷地抱着至深的敬意。

　　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在辛亥志士的心目中，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数万万同胞为实体的具体存在。真诚地热爱、关怀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为人民谋取幸福，是他们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曾说：“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他们深深懂得，要替人民谋幸福，必须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当有人批评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时，他们回答说：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所以，“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后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伟设想，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

　　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常常能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从而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判断和决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成为孙中山先生自觉遵循并时刻不忘的座右铭。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才能收到积极的成效。孙中山先生本人，从和平改良到武装反清，从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以俄为师”，从依靠某些军阀势力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始终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前进。同时，辛亥志士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中就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他们坚信，一旦革命成功，中国一定能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言论，在革命派其他人物的口中也屡见不鲜。

　　100年前，这些思想成为推动人们投身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直至今天，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仍然没有失去思想光辉，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1年09月20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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